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1-0005-10 方法论自觉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前提，批判性创新是破解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屡遭碰壁之难题的重要方法论。导致以往碰壁的主要原因在于“以外释内”“以旧释旧”的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学者秉持苏联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旧立场，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旧理解、旧框架作为方法论工具来剪裁、理解、把握作为对象的中国传统旧哲学。这一立场和思维方式按照“西欧逻辑”或苏联教科书样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话语体系，外在地、抽象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同质性个别概念、个别思想、个别话语作碎片化切取，未免有失偏颇，因而只能导致一种西化、碎片化的结果形态。本文倡导的“批判性创新”是一种方法论变革，旨在通过双向批判而创新路径。一方面，批判地反思和全面梳理“世界走向中国”时代，教条主义地站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立场上“以外释中”“以旧释旧”所导致的误读误解的种种教训，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和框架的种种创新理解所指向的逻辑旨归；另一方面批判地反思由上述方法论工具视域的不当而造成的对中国传统哲学向“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中的路径障碍，分析和研判造成这些失误的方法论根源。双向批判指向一个创新的路径：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创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旨归，基于此才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哲学对于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贡献和学术价值。因此，本文着力阐明三个相关问题：第一，批判性反思“以外释中”“以旧释旧”所持的旧立场和旧框架，全面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和体系理解的变革如何同时造就不断创新的、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论视域；第二，批判性反思“以外释中”“以旧释旧”的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如何导致了不能通向作为对象性在场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路的困境；第三，我们如何理解只有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才能切中“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性向度。 一、批判地反思之一：“以外释中”“以旧释旧”的文化立场与方法论工具 “方法与对象”之间的解释学循环表明：方法是思维前提、建构灵魂、理论工具，对象是方法的投射客体、结果形态和客体图景。一种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图景，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并将之作为何种方法论工具、思维前提。换言之，人们以何种方式理解作为方法论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和形态，也就在方法论视域上决定了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而对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何种知识图解和形态把握。由此观之，以往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路之所以屡遭挫折，需要作前提反思。其首要根源在于在旧全球化时代“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人们遵循“以外释中”“以旧释旧”的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误解，由此形成站在苏联教条主义理论的旧立场，秉持教条化误解的旧框架解读、剪裁、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和主导性方法论视域。 旧立场与旧框架有历史渊源。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秉持误读误解的旧立场和旧框架是在旧全球化时代“世界走向中国”历史出场的精神产物。它的原初立场就是“全盘西化”的主张，旧框架不过是这一思维的余脉，或者说是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部的表达。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封闭古老的中国大门，将中国纳入西方霸权宰制的世界版图。旧全球化时代由此完成了“西方中心—东方边缘”两极结构，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全球分裂格局。①为了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境地，中华民族在反抗西方列强的奴役侵略、追求民族复兴的同时，也在以西方文明为标杆，做中国现代性道路的探索。西方不仅用资本逻辑现代性道路诱惑中国，而且根据“文明—野蛮”的二元逻辑，也将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文明强加于中国、深度奴化中国。显然，西方宰制的全球霸权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的，而且是思想文化的。西方用文化霸权方式让西方思想从“世界走向中国”。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根据“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逻辑在思想文化领域成为西方思想的忠实学徒。几乎所有中国传统国学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转型，都是在西学范式剪裁下完成的。虽然前有洋务派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解逻辑，后有章太炎、王国维以及《东方》杂志凝聚的一批旧学维护者极力抵抗，但无济于事。“中外”=“古今”。思想变革必须厚今薄古，因而必须“全盘西化”。正如以胡适为代表用西方视域建构“中国哲学史”一样，“全盘西化”的文化立场和“以外释中”的思维方式主导着那一时代。尽管这一方式带来了变传统学术为现代学术的历史性变革，然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无论何种以西方文明思想话语为蓝本指引的中国现代性道路探索都遭致失败。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巴黎和会使中国原初效法的西方文明原像也彻底崩溃。因此，中华民族爆发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革命运动，这意味着中华民族与霸权统治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第一次大决裂。然而文化立场、思维方式却并未完全退场。 在“世界走向中国”的年代，“全盘西化”余脉即便在“五四运动”这一文化自觉、文明转换的洪流中，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也未能完全绝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起初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以外释中”“以旧释旧”的教条主义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冲杀出来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等人完全站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知识立场上，倾力当外来文化思想的“清道夫”，全盘否定中国儒释道传统，“廓清地平”以传播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全盘否定本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立场从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陈独秀、王明等人以照搬照抄、跨界平移唯物史观的“外国逻辑”剪裁中国实践，结果导致两次大革命的失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课题，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方法和路径。中国化的立场包括实践立场、文化立场和大众立场，方法就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结合论”，路径就是实践路径、文化路径和大众路径。在《实践论》中，毛泽东阐明“认识对于实践、思想对于实际的依赖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根本原理时，也就从根本上解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的源泉问题。毛泽东同志石破天惊地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一切传入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必须要中国化，通过中国工农大众实践的检验和大众文化的认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路径。工农大众是革命的实践主体和文化主体，因而理论不能为他们所掌握，也是无用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立场和群众路径。“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②实践立场、文化立场、群众立场，要求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实现立场转变，理论创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理论原创的取舍尺度，都要从外转内，实现彻底的中国化；要求整体继承中国哲学的总命题、总问题、总追求，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对问题解答中的哲学总体风格、总体特色、精神风骨和话语图式，整体继承贯通中国传统哲学各家各派的真正有价值的、有当代文化和实践意义的思想、原则、命题、话语，形成“接着讲”的当代形态。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指导思想上明确了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坚守中国实践立场、文化立场和大众立场，二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选择标准与原则，即“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此，我们不仅需要有中国实践路径、大众化路径，也要有中国文化路径。文化路径选择就是要转变文化立场，从站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全盘否定中国哲学传统转向站在中国立场上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都要继承。这既提出了“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整体性继承的方法论，同时也构成了建构目标和检验标准。凡是不能最终抵达这一目标的旧立场和旧方法，都是“不起作用的”“洋哲学”教条，都需要加以批判性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