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网络平台正在彻底地改变着人们在世存在的经验，原来依赖于身体在场的商业交易模式变成了在线式的模式，并且它们都依赖于各个平台，而这些平台正如新兴的线上卖场，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人们可以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利用手的触摸点击和刷脸支付，在一瞬间完成所有这些过程。然而，这种便利化的数字化交易和平台界面却掩盖了其中的物联网的一般智力、数据流动和复杂的数字劳动过程，让这些属于实在界层面的存在变成了一个神秘化的范畴。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利润“具有一个神秘化的形式，而这个神秘化的形式必然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①，而今天的数字化过程也具有这样一个神秘化的形式。数字购物的便利掩盖了数字劳动、物流劳动，甚至是劳动过程，使这些劳动及其过程变得神秘化，或者说让实在的劳动在我们面对数字化界面时隐遁了。这种足不出户的便利换来的是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进一步隔离，而这种隔离正是数据平台所控制的生产方式的一个缩影。 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劳动与真实过程的神秘化，而且今天的数据平台还带来了一系列更具变革性的架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说：数字平台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在数字时代的生存方式，甚至平台的数据流也被利用来构成了一种不同于现实地理空间的数字空间；数字正在按照平台的密集程度重新改写着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地理学概念，这是德勒兹意义上的解域化(deterritorization)和再辖域化(reterritorization)。换句话说，平台经济及其资本主义不仅掩盖了真实的劳动过程，也掩盖了真实的空间及其运输和传递过程，而快捷的物流快递正在重塑我们的感知。当可以轻易地通过点击鼠标在北美的亚马逊平台或eBay平台购物从而获得世界各地的货物时，仿佛地理上的差别已经被数字平台的差别所取代。这也是一种新的生态学，即一种从平台资本主义出发的数字生态学，甚至可以说，这也是被平台所掌控的数字生态。不过，为了理解这种新型生态学概念，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数据和平台在今天的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核心的要素就是数据。这里讨论的不是具体的数据，而是一种总体意义上的一般数据。“一般数据并不是具体的某种数据，与劳动一般，它代表着所有数据的抽象层面。数字化时代或者数字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将一切都数字化，转化为一个可以进入到云计算界面的数据，而这种数据的抽象形式就是一般数据。”②一般数据构成了当代数字化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最基础的层面，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般意义上的数据是否可以成为当代世界生产和发展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展开分析。 被马克思称为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的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曾经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将财富的源泉全部归结为劳动的观点表示不满。萨伊承袭了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的经济学思想，认为在劳动之外，土地和资本也在生产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萨伊指出： 很明显，上述斯密的主张，与18世纪经济学派的主张恰恰相反。经济学派认为劳动每生产一项价值，就消费等量的价值，因此，劳动没有剩余，没留有净产品。这两个论点都已经发展成为学说，我在这里引用它们，只在于警告研究这门科学的人们一开始就当心这些不正确的论点的危险后果，并把这门科学带回观察现实中去。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其中以能耕种土地为最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除这些外，没有其他因素能生产价值或能扩大人类的财富。③ 当萨伊认为作为自然力的土地在创造价值中居于主要地位时，他的灵魂中深深地铭刻着弗朗斯瓦·魁奈(Fransois Quesnay)和安·罗伯特·雅克· 杜尔哥(Anne-Robert-Jacqnes-Turgot)的影子，正是他们将经济财富的缔造归结为大地母亲的恩赐。不过，萨伊仍然认可了斯密的贡献，即将劳动视为经济生产活动中的重要要素之一。在这个基础上，萨伊也看到了以食利者阶层为基础的利益集团的财富来源——资本。因此，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活动三位一体的最早描述就来源于萨伊的这段话：即财富是在劳动、资本、土地的三位一体的关系中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循环。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且只有这三个要素才能创造财富，为了创造财富，就必须要租用这些要素来盈利，例如租用劳动从而产生了工资，租用土地从而产生了地租，而租用资本则产生了利息。 马克思敏锐地揭示了萨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位一体学说中存在的问题。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专门批判了萨伊的这种模糊不清的三位一体学说。马克思指出：“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做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因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的是，庸俗经济学恰好对于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各种经济关系显然是荒谬的，完全矛盾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越是隐蔽，这些关系对普通人的观念来说越是习以为常，它们对庸俗经济学来说就越显得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庸俗经济学丝毫没有想到，被它当做出发点的这个三位一体：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或劳动价格，是三个显然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部分。”④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萨伊的庸俗经济学的问题在于他弄不清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从而将效用上的使用与交换中的价值混为一谈，这导致他只能看到一种异化的社会生产形式，即将土地的地租和金融资本的利息看成与劳动创造的价值同等重要的东西。马克思延续了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坚持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剩余价值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奥秘所在。那么，问题并不在于萨伊提出的劳动—资本—土地的三位一体，而是需要看到，利息和地租不过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形式上的变化，也就是说，市民社会的真正奥秘并不在于复杂的经济贸易和交换过程，而是以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因此，马克思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⑤简言之，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通过劳动一般获得的价值形式，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大厦正是建立在这个价值形式的细胞之上。庸俗经济学所谓的土地的地租、资本的利息都无非是这种价值形式的变化形式或异化的形式而已，而萨伊等人却看不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