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投入的创新转化  

作者简介:
叶菁菁,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周骁遥(通讯作者),西南财经大学(柳林校区)经济与管理研究院,E-mail:xiaoyaozhou@smail.swufe.edu.cn(成都 611130);陈实,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原文出处:
经济学:季刊

内容提要:

本文刻画了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简称自科)为代表的基础研究投入在知识创新和转化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匹配城市—学科—年份的自科资助和各创新主体的专利数据,发现自科资助不仅能提升知识传播链上游高校部门的专利产出,还会通过校企联合研发的途径,进一步向下游企业主体传播和转化。在自科基金的分类资助体系中,为我国未来科技创新奠定人才基础的人才项目系列,特别是其中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知识链中的传播路径最长,向专利的转化效率最高。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2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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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研究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源头,是推动应用转化的总机关。世界主要强国与地区都十分重视基础研究在知识传播链中所发挥的引擎作用,并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需求层面。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已由2002年的8.8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45.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7.6%,但其投入强度和在科研总支出中占比仍低于发达国家;对下游产业发展支撑薄弱①,科研资金管理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②。作为基础研究投入的代表,本文评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自科”)从刺激上游高校主体基础知识创新,到促进下游企业主体应用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效率,并对其转化渠道做出具体刻画。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本文构建了包括168个城市7类学科1997-2009年间自科资助与专利情况的城市—学科—年份三维面板数据。其中自科资助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历年的资助细项,专利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为进一步刻画知识传播链上不同主体的创新情况,根据专利所有人信息将专利分别划归至“高校/科研机构持有专利”(以下统称“高校专利”)、“校企共同持有专利”(以下统称为“校企专利”)和“企业持有专利”(以下统称“企业专利”)(庄涛和吴洪,2013)。这一数据结构不仅可以直接刻画各创新主体的专利产出和后续引用情况,还有利于通过控制城市、学科和年份固定效应,消除城市科研基础、学科差异和其他年份政策中击等不可观测变量给实证结果带来的影响(Jaffe,1989;Lichtenberg,1998)。

      本文主要有三点发现。第一,自科资助不仅提升了上游高校主体的知识创新,还会持续传播至下游企业主体。随着知识向下游传播,基础研究投入对创新的影响有所减弱。这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创新主体的研究职能和目标差异较大。如企业主体出于盈利考虑,偏重于在短期内产生高效益的应用研发,因此只会将其中符合市场需求的部分知识进行开发利用;另一方面,上游基础研究投入也可能降低企业自身的研发成本和研发投资回报,使企业自主研发的动力下降(David et al.,1999)。同时由于市场准入成本降低,市场竞争增加,企业应用研发投入的盈利空间缩减(Bloom et al.,2013)。

      第二,产学研合作是促进知识传播与转化的重要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自科资助每增加1%,校企专利对应的申请数和被引用数分别增加0.065%和0.069%。这意味着通过产学研合作,上游的基础研究投入也在知识传播链的中游进行了转化,企业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从中获益。因此,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协调各创新主体间的科研需求,有效跨越了上游基础研究和下游应用研发之间的鸿沟,进而增强上游科技成果对下游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这对实现我国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十分重要。

      第三,在自科基金的分类资助体系中,为我国未来科技创新奠定人才基础的人才项目系列,特别是其中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知识传播链中的传播路径最长,向专利的转化效率最高。人才项目系列与探索项目系列相比,对高校专利和校企专利的促进作用类似,但对企业专利申请数和被引用数的提升效果均增加了0.018%。根据自科基金的设置目标,探索项目系列旨在激发原创,基础型研究成果的价值主要在于理论的创新和重大技术的突破,而并非追求向实用产品的高转化率,因此向企业的外溢效果有限。而人才项目系列中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旨在给予事业起步阶段的青年科研人员及时、有力的支持。由于青年科学工作者处于事业起步期,缺乏科研资金和设备的支持,而获取研究经费与相关资源是驱动科研人员参与企业研发项目的关键因素(Lee,2000),因此他们更有动力参与到下游的创新活动中。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主要做出了三方面的推进。第一,将完整的知识传播链纳入研究范围:既评估了自科资助对上游高校创新的直接影响,又考察了其向下游企业创新转化的途径和效果。而已有研究多考虑基础研究投入对生物医学等单个学科(Azoulay et al.,2019)、制造业等单个产业(Moretti et al.,2019)以及高校(Jacob and Lefgren,2011;Hu,2020)或企业(Luc et al.,1997;廖述梅,2011)等单个创新主体的影响。

      第二,为隐性知识在创新主体间的传播和转化提供了实证证据。对于难以进行编码或记录的隐性知识,产学研合作一直被认为是其从上游传播至下游最有效的渠道。然而囿于数据限制,相关研究止步于定性分析,鲜有文献对其展开定量分析(Cohen et al.,2002;赵勇和白永秀,2009)。

      第三,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优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基础研究投入有助于提高国家创新系统的源头动力和活力,各创新主体均可从中大幅获益。这一发现为稳定增加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提供了实证依据。其次,本文直接论证了产学研合作在高校基础研究和企业应用研发间的桥梁作用,这有助于打通衔接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各个环节,进而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向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转化效率。最后,对不同类型自科资助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自由探索和需求导向并存的自科分类资助体系中,各类资金做到了“各司其职”,极具针对性。同时研究还发现青年科研人员在不同创新主体间的桥梁作用,这对提高上游科技成果对下游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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