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党管青年”原则，把“青年”放在“首先要发展”的重要位置，制定出台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等一系列标志性、引领性、关键性的青年发展政策，涵盖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就业创业、婚恋、健康、社会参与、权益保护等方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工作体系①。与“西方青年之乱象”相比，近年来，中国青年爱国热情持续高涨，积极参与国家建设，青年组织凝聚青年、引领青年、服务青年效果显著，中国“青年可持续稳定发展”状况也逐步吸引了海外学者兴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青年工作的方式方法、组织途径等，这些成为世界了解中国青年以及青年工作、青年组织的重要窗口。 事实上，在建党初期，海外也有零散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的观察和评论，一些学者尝试对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进行观察、评价，寻找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确立、发展壮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青年工作之间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及实践逻辑，特别是从西方的视角来比较分析中西方政党开展青年工作的本质区别，并试图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青年工作将给世界带来何种启示与影响。在海外人士看来，中国共产党这些显性或隐性的青年工作理念及方式方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特色和规律。因此，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他者”视角，为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提升青年工作的成效，向国际社会更加充分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青年工作有一定的启发。 一、海外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研究的缘起及发展阶段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由来已久。根据学者路克利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不久就逐渐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执政党，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开始兴起。20世纪50年代中期，海外学术界形成了海外中国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海外对中国共产党呈现出日益关注的态势，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成为海外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韩强提出，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分为党史和党建两大领域，其中对党建研究的关注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以及中国共产党未来走向等议题[2]。事实上，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青年始终是革命、建设、改革浪潮中的先锋力量，党自成立就高度重视青年，形成了科学的、一脉相承的青年工作思想，制定了符合青年发展实际的青年工作政策，青年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截至目前，海外学界把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列入专项研究议题的还比较少见，大部分是散见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党建内容上涉及关于青年工作的相关问题。 (一)研究缘起：从评价中国青年运动到解码中国青年精神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视，最初起源于20世纪初的青年运动。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青年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海外对中国青年的关注度显著提升，但主要以媒体记者和政客为主，主要关注中国青年大规模的运动是否会对当时中国的思想、政治、经济秩序形成冲击，以及冲击的力度有多大，是否会影响欧美国家在中国的利益等进行预测。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青年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即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将在多大程度上、多广范围上影响青年以及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外对中国青年运动研究的兴趣进一步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紧密结合在一起，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推翻三座大山、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有效地组织、发动青年群体这一有生力量是关键，而赢得青年群体的恰恰是中国共产党。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日益加深，在西方社会青年街头运动频发、对社会稳定持续发展带来较大挑战的形势下，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工作模式越发受到学者的关注，海外对党的青年工作研究逐步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成为海外洞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因此，探讨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成为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视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论述中关于青年工作的内容进行梳理；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政策、法规进行分析；三是对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各级教育内容和导向进行探讨；四是对中国青年的政治思潮及发展方向进行专题研究。 (二)研究历程：海外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研究的三个阶段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的研究总体呈现出由冷到热、由媒介到政界和学界、由“附带性”研究到专题化研究的趋势和特征，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20世纪上半叶：政治家及媒体的观察阶段 这一时期的中国内外交困、动荡不安，大规模的青年运动引起海外广泛的关注，当时在华的英美记者和作家，从惠特·宾纳(Witter Bynner)和乔治·索科尔斯基(George Sokolsky)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以及后来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们所写的一些报道和文章中都称赞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运动，认为它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富于希望的、脱离愚昧的觉醒。时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及政治科学家芮恩施说，他相信中国青年们是在为他们的民族自由和新生而战[3]。20世纪初，中国青年在文化、思想上的觉醒及为维护民族尊严所采取的集体行动，受到了西方观察者的关注。但对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谁，虽然日本政府指责布尔什维克煽动了这场运动，但当时的知识分子领导者、许多外国观察家和外交官都否认了这一点[4]。1931年，《纽约时报》刊发评论“九一八”事变，“东京正在谴责中国年轻人在挑起事端，如果不是因为铁路被炸毁，关东军是不会在沈阳发起军事进攻的”[5]。这些错误言论报道中国青年的行为，一度误导了美国民众对战争真相的认识。1938年7月，瑞士摄影记者沃尔特·博斯哈德奔赴延安后连续刊发了8篇有关报道，对中国共产党引导青年工作、铸造青年精神进行了高度评价②。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描述，有一节专门描述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少先队工作，记录了红军中的少年先锋队员，他在书中写道：他们总是愉快而乐观，不管整天行军的疲乏，一碰到人问他们好不好就回答“好！”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6]。作家拉奇曼指出，“《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全世界刻画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描述了中国青年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7]。1940年，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在《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后方”章节的描述折射了在抗日的另一个战场，中国共产党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凝聚青年生力军，这是中国赢得胜利的重要力量[8]。1944年6月，西方媒体发起的“延安考察记者团”抵达延安，包括北美联合通讯社、《纽约时报》《芝加哥日报》《生活》杂志、《纽约先驱论坛报》等媒体记者，他们争相把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发回国内媒体，其中青年是重要的图景之一[9]。可以说，这个阶段海外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研究还是观察式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