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10 一 引言 “我不是留守儿童，爸爸妈妈没有抛弃我！”12岁的女孩君君是我在进入田野后最早接触的留守儿童之一。因为一开始敏感性不够，我在访谈时并没有刻意回避“留守”的字眼，不想她听到后有如触雷，立刻对我发出了以上抗议的呼喊。显然，她讨厌和这个负面的受害者标签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也折射出二十多年来留守儿童研究所面临的窘境：大部分研究虽然出发点都是对这一群体的关心和重视，但理论视角以问题导向为主，所以事实上导致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普遍地被污名化。①尽管近年来结构视角下的研究把对留守问题的解释从“个体与家庭”层面上升到了宏观的社会体制机制层面，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改变谴责农民工父母的舆论氛围，但它在看待留守儿童及其与父母的关系时同样抱有先入为主的负面预判，对留守儿童的真实体验和想法缺乏足够的关注，捕捉不到他们在生活过程中经历的复杂性和发挥的能动性。② 本文试图回应这样一种现状，让留守儿童发出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对于亲子分离的切身体验和感受，展示他们如何能动地应对父母流动带来的资源和限制，并且将这样的亲子关系实践放置在家庭的生活之流乃至更为宏大的结构与文化情境中加以理解。通过对持续近一年的田野调查所搜集的关于“留守儿童生活体验”的研究数据的深入挖掘，本文展现了留守儿童充满复杂矛盾的亲子关系体验，揭示了他们尝试用“爱而不亲”对自己的亲子关系进行创造性建构时所发挥出的能动性，并进一步指出“爱而不亲”内在的情感张力是扎根于追求“过好日子”的家庭生活实践的，这样的生活实践既是物质性的，也是情感性的，既被宏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所塑造，也是结构和文化变迁的推动力。 二 研究留守儿童的三种视角 就现有的文献而言，可以辨识出三种主要的视角：诊断视角、结构视角和儿童的视角。其中，诊断视角具有较强的心理学倾向，关注父母外出打工对儿童的教育、精神健康和行为的影响③；结构视角考察的是留守儿童如何卷入劳动力的再生产秩序之中；儿童的视角关注儿童如何认识和理解自己的留守体验。 (一)诊断视角：留守儿童作为农民工的孩子 留守儿童一开始是作为农民外出务工潮的伴生问题受到社会和学界关注的，其时普遍的忧虑是亲子分离、缺少父母关爱和管教会严重影响儿童正常成长。大量的研究沿着这样一种“问题导向”展开，想要揭示父母外出务工可能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健康与行为等方面造成的不良影响。如此多的研究聚焦于发现“留守问题”，不可避免地将留守儿童建构成一个脆弱的、被伤害的“问题”人群。实际上，现有研究结果并不能有力支持这样一种问题化的预设——无论是教育、健康还是行为领域都存在结论矛盾的实证研究，并不是一致支持留守经历会在这些方面对儿童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④ 矛盾的存在也推动了问题导向的研究去进一步揭示可能存在的其他中介变量。但是，定量的标准化测量难免影响研究者对留守儿童生活情境的深入了解，而主要以成人(家长、老师等)作为数据采集对象，也很难充分考察到儿童自身的体验和想法。从理论基础上来看，这类研究主要倚重于社会化理论、家庭发展理论和发展心理学理论，因此明显倾向于从个体和家庭的层面寻求解释，很少关注到社会结构和文化情境在塑造留守经历上的重要意义。此外，这类研究背后大多潜藏着城市中产的关于“正常家庭”的价值标准，某种程度上预设了对“打工-留守”家庭安排的指责。 (二)结构视角：留守儿童作为未来的农民工 不满足于停留在个体/家庭层面研究留守儿童，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视域拓展到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试图探究作为结构要素的留守儿童是如何被劳动体制和农村社会结构的深远变化所形塑，并且反过来再影响结构变化的。这类研究集中在劳工研究领域，分析主要沿着“结构—留守经历—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特性”这样一条逻辑主线展开。⑤ 结构性视角的引入，无疑是对留守儿童研究的一大推进，但现有的相关研究都偏重于劳动面向，关注的是留守儿童作为未来的农民工的意义，而不是此时此地他们作为儿童的体验和感受。因此，这些研究里分析的留守经历都是以劳动特性为中心展开的因果叙事，没有从完整的人出发去揭示留守作为一个生活过程所蕴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尽管有研究者注意到要从结构—行动者的双向互动中理解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但在具体应用时，还是更看重结构对个体的决定作用——留守儿童仍然是被动的受害者。因此，这一研究进路并没有充分揭示出留守儿童如何能动地应对父母流动带来的资源和限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留守经历的多样性及其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 (三)儿童视角：留守儿童自己的声音与体验 在国际移民与留守儿童的研究上，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反思传统的将儿童视为消极接受者的研究路径，主张将儿童看作积极的建构者与阐释者。这一思路正回应了新儿童社会学的主要观点，即：要重视儿童的能动性，要关注儿童如何建构自己的世界，并给出自己的解释与理解。⑥新的研究视角带出了许多被问题化叙事遮蔽掉的留守图景，比如儿童可以从汇款中感受到父母的关心与爱；⑦可以策略性地表达对父母外出务工的不满，并进而影响家庭的决策；⑧可以努力掌控父母迁移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主动调整与父母的关系。⑨ 在中国留守儿童的研究上，新趋势的影响还比较有限，但近些年也已经有研究者在这个方向上开始探索。Zhang在北京河北两地同时研究了留守和流动儿童，发现流动和分离实际上强化了孩子对家的依恋，而且他们都在积极地应对变动的环境以营造家的感觉。⑩Murphy通过在江西的田野调查指出，教育在农民工家庭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而孩子则是其中的枢纽，是形式离散的家庭能够持续维系的关键；学习是留守儿童发挥能动性的重要途径，以此为中介，儿童可以积极地介入到互惠的家庭关系建构之中，过有意义的生活。(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