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淑佳(1986- ),女,河北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乡村与遗产旅游、旅游情感,E-mail:wangsjtr@163.com,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州510275);孙九霞(通讯作者)(1969- ),女,山东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8376M),研究方向为旅游与地方发展、旅游人类学,E-mail:sunjx@mail.sysu.edu.cn,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州510275)。

原文出处:
地理学报

内容提要:

本文在理论层面构建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模型,并以西南地区为例,分析宏观视角下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及影响因素。结论显示:①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模型涵盖评价体系和影响因素两个子模型。评价体系模型包含从宏观到微观的传统村落时空分布、整体保护水平和单一属性3个层次,其中整体保护水平分为宏观区域和微观社区两个亚层,保存率和分布密度是评价区域保护水平的简易方法;影响因素模型包含基于时间、空间和类型划分的两类基本分析模型。②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呈现显著空间分异,在行政区划边界地区形成5个热点集聚区,丽江市传统村落保存率最高,黔东南州分布密度最高。③影响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宏观保护水平的地理区位因素为海拔、水系、中心城市和交通干道。经济社会因素中,非遗规模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口密度、经济发展、交通建设、交通流动和非遗规模的相关系数存在显著空间分异,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对于区域保护水平无显著影响。本文是对传统村落保护理论体系由个案向整体、由微观向宏观、由零散向系统、由单一向多元方法的推进,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字号:

      DOI:10.11821/dlxb202202014

      修订日期:2021-03-25

      1 引言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①。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蕴含多重价值[1],其保护关乎文化多样性的存续和乡村重构与建设的成败。在乡村现代化和城镇化浪潮中,越来越多传统村落正面临“持续性破坏”甚至濒临消亡的严峻形势。如何保护并利用好传统村落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问题和研究课题[2]。为全面掌握中国传统村落的生存状态和构建科学有效的保护体系,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于2012年起开启五批传统村落评选运动,共计6819个村落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但名录评选仅是保护工作的开端,实现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与中华文明传承才是最终目标,因此传统村落保护仍任重道远。

      传统村落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金其铭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中国乡村聚落形成与地理环境存在密切关系[3]。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学者重视[4]至今,传统村落已吸引社会[5]、地理[6]、建筑[7]、经济[8]和旅游[9]等多学科研究者,探索其演化、布局、建筑、遗产、文化、环境、产业、开发与保护等主题,理论解释力不断加强。在研究方法方面,定性分析仍为主流,定量方法日益凸显。传统定量方法多应用于社区尺度研究,如聚焦传统村落价值[10]、乡村性[11]、活态性[12]、脆弱性[13]、环境[14]、乡村文化[15]、保护水平[16]、利用度[17]、旅游发展[18]的评价,或聚焦居民感知[19]、公民性[20]、旅游适应性[21]和乡愁[22]等利益相关者感知评价。近年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空间分析技术的引入不仅开启可视化表达,更实现对地理因素的整合和从微观向宏观的突破。如将聚落配置图数学模型化[23],或基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辅助空间重构或分析传统村落空间分异[24-25]、演化[26]、影响因素[27]等,或进一步使用形态指数[28]和分形维数[29]、空间句法[30]、引力模型[31]、景观基因组图谱[32]等研究聚落不同尺度的体系特征和划分标准。也有学者探索量化动态研究方法,如适用于乡村系统情景规划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和适用于村落形态规划的元胞自动机模型等[33]。

      目前传统村落保护研究仍有待突破:①亟待个案向整体提升。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局限导致当前研究多停留在个案层面,知识贡献零散,未能纳入或形成宏观理论框架。②评价体系框架缺失。完整、稳定、明晰的保护评价体系缺失,导致难以进行保护水平的横向比较与纵向追踪,阻碍理论对话有效推进。③研究方法有待优化。微观定性研究难以实现从个案向整体跨越,GIS叠置技术解释存在较大主观性。一些研究引入局部空间关联指标(LISA)分析属性聚类关系,用于测度海拔、水系等地理数据可行,但测度大于村落地理范围的统计数据,则不满足局部空间自相关统计量构建的基本条件:一是局部空间自相关统计量之和等于相应全局空间自相关统计量;二是能够指示每个空间位置观察值是否与其邻近位置观察值具有相关性[32]。地理加权回归是处理空间关系的较好方法,但需解决传统村落相关变量的尺度和数据可得性问题。

      “西南地区”沿袭自《西南夷列传》的狭义“西南”,后衍生出广义“西南地区”概念[35]。其边界因文化过渡性和渐变性而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本文采用行政区域划分,即包含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国家传统村落名录中28%的村落都位于西南地区。童恩正认为“西南地区全境高度相差悬殊,动植物垂直分布差异很大,十分适宜原始人类繁衍生息,是链接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巴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枢纽”[36]。地理区位的独特性、自然与人文生态的多样性、村落类型的完整性、人口的多民族性等决定西南地区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人地关系和文化景观,但也导致其保护与利用问题更突出。因此,西南地区是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的最重要和最典型区域。

      本文在理论层面构建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模型,并以西南地区为例,使用地理分析技术探讨以往较为忽视的宏观视角下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及影响因素。本文是对传统村落保护研究体系由个案向整体、由微观向宏观、由零散向系统、由单一向多元方法的推进,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2 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模型构建

      作为独特的人地景观,传统村落保护研究应载入地理要素,并区分不同时空尺度下的保护评价、影响因素和研究方法。传统村落既是村民生活社区,也是族群或地域共有遗产;其保护不仅是社区责任,也是各级行政单位乃至国家责任;其发展既受独特小环境影响,也卷入更广阔地域中。因此,本文基于宏观和微观基本尺度,构建包括评价体系和影响因素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模型。

      2.1 传统村落评价体系模型

      传统村落评价体系模型包含从宏观到微观的村落时空分布、整体保护水平和单一属性3个层次(图1)。宏观层次的时空分布是对一定区域内传统村落分布特征进行评价,凸显地理要素作用,但忽略了历史基数。微观层次的村落单一属性评价,可以精准聚焦某一属性,但难以兼顾传统村落多维属性的均衡。整体保护水平评价是秉持可持续发展观探讨传统村落整体保护情况,分为微观社区保护水平(Community Protection Level,CPL)和宏观区域保护水平(Region Protection Level,RPL)。社区保护水平CPL是在社区尺度评价特定村落整体保护水平,基于社区发展子系统和遗产保护子系统计算其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度[37]。理论上通过计算区域内所有传统村落综合评价指数的算术平均值,即可推演该地区的区域保护水平,但耗时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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