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2398(2022)01-0090-10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22.01.011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修订日期：2021-05-29 1 引言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成为乡村文化保护和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传统村落的保护有利于传承乡土文化，强化乡村的地方和文化自信。随着脱贫攻坚的胜利，乡村全面振兴成为现阶段“三农问题”的核心，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更是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1]。传统村落在从传统社会加速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原真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严重失衡，村落肌理不断被蚕食与破坏。其中，物质形态作为传统村落组成中最直观、可见的要素，发生的改变往往最易被识别出来。通过对传统村落生成与演变的分析可以勘察，物质形态的变迁及其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变迁事实。针对传统村落面临的物质遗存保护和村民住居需求脱节的矛盾，康泽恩形态学分析方法是认知聚落物质形态和人文内涵的有效理论工具。鉴于此，本文从康泽恩城市形态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传统村落物质形态为研究对象，从由产权地块、街巷系统、寨门及村落边界组成的平面单元出发，深入解读传统村落的形态生成和演变过程、物质表现以及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的关联互动，以期为我国传统村落的原真性保护与继承性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并补充康泽恩形态学理论在传统村落研究中的应用。 2 文献回顾 2.1 传统村落物质形态的研究进展 学界将传统村落定义为形成较早、拥有丰富的传统资源，并兼具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应给予保护的村落。传统村落的概念凝结了村落在空间选址、平面格局、建筑风貌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文化内涵，是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突出表征[1]。从传统村落的研究历程看，我国传统村落研究走过了以描述为主的起步期、尝试挖掘传统村落文化内涵的拓展期，以及从关注“物”的形态和环境转向关注“人”的认同和行为的活跃期[3]。 对传统村落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规划学[4]、地理学[5]、建筑学[6]等学科，这些研究涉及传统村落的多个研究尺度、内容、方法和理论。研究尺度与内容方面，宏观层面有对特定地域传统村落空间文化因子、空间分异的研究[7，8]，也有对空间形态类型的甄别、演化特征和驱动机制[9]以及地域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10]的研究等。中观尺度的村落形态研究是当前传统村落物质形态研究的主流，既有对村落空间布局的研究[11]，也包括村落显性物质文化景观与隐性非物质文化互动的研究[12]。微观层面更多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对民居院落、公共空间[13]以及街巷系统[14，15]等特定空间要素进行形态分析。研究方法与理论层面，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方法与理论包括生态景观图式[16]、景观基因理论[17]、聚居动态进化理论[18]、“文化生长”理念[19]。定量研究与理论涵盖空间句法[20，21]、GIS空间分析[22]、分形理论[23，24]等。总体来看，关于传统村落形态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涉猎广泛、话题多元，主要集中在村落整体形态的演变过程、影响因素以及人文思想对村落整体形态的作用。然而，现有研究中对构成传统村落不同层级的物质形态要素、要素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形态要素与社会文化之间互动的研究很少。具体来说，对村落空间、街巷系统、产权地块、民居建筑等形态要素在传统村落历史—地理结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这些要素生成的社会文化动因的历时性分析不足。 2.2 康泽恩形态学的研究进展 “形态(morph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Morphe(形)和Logos(逻辑)，指形式的构成逻辑。“形态学”最初源于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生物体的形态(如外形、构造等)及其转化[25]。康泽恩形态学发轫于历史地理学，是近些年西方学术领域广泛讨论的城市形态研究理论之一。该学派开端于德国、发展并繁荣于英国，强调在完备详实的历史资料和实地调研资料基础上，概念性的整理、分析城市形态的变化过程与模式[26]。在施吕特尔、索尔等地理学家提出的“文化景观形态”概念的影响之下，康泽恩引进“城镇景观”这一概念并重点突出对城市空间的三维分析[27]。康泽恩认为城市景观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一系列“社会精神的客观化”，可观察到的形态特征是社会愿望和经验的表达。 康泽恩形态学自引入国内，已经开展了大量的跨文化研究与适应性应用。研究集中在历史城镇与历史街区尺度，而传统村落和建筑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历史古城层面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平遥古城的城镇平面格局、城市边缘带展开分析，微观层面探讨平遥内部建筑基底与地块之间的关系，中观层面研究发现城墙作为固节线，从形态上将平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平面单元，宏观层面根据对平遥的街巷、地块和建筑的解析来推测城墙的扩张[28，29]。熊筱等人将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与康泽恩形态学的区域化理论相结合，通过景观单元的划定来判识庐山枯岭镇遗产价值的地理空间分异[30]。历史街区尺度上，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的历史街区划定与更新缺乏理论依据，而康泽恩形态学对城市景观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为城市更新与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Whitehanda J W R等人对广州华林寺与同福西路地区进行分析，对比了由政府划定的保护规划范围和基于康泽恩形态理论分析所得的形态区域，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31]。同时，他们也对北京陟山门街区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将陟山门地区划分为两个形态层级，即主要层级和次要层级，并通过对比发现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划定的边界与依据康泽恩形态学理论划分所得的景观单元边界，有大部分是没有重合的[32]。这些研究证明康泽恩形态学理论对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的指导意义。村落尺度层面，有学者分析了黄埔古村落的平面单元、建筑类型与土地利用模式，并在对结果归纳、叠加的基础上进行形态区域的划分，根据划分所得的形态区域推测村落的演进历程和扩张阶段。这种逆向的思维方式是阅读传统村落发展的形式之一。建筑尺度层面，田银生、谷凯等对中国广州及其周边地区住宅建筑类型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察，认为广州十九世纪主要的乡村建筑类型“三间两廊”和早期的城市建筑类型是后期城市建筑类型发展的基础与原型，城市早期的民居建筑是农村建筑类型转型与累积的产物[33]。在对城市保护区范围、等级的界定与基于康泽恩城市景观单元分析所得的形态区域与层级范围的对比中，笔者切实感受到，目前的历史城镇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亟需强调整体与局部的结构关系。微尺度的建筑、地块的保护需同周边的历史地理结构紧密结合，方可避免历史地区或历史建筑被视为孤立的“岛屿”或“碎片”，整体统筹和系统保护是最具持续性的历史城市或乡村发展保护策略[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