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网络特征及演变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张衔春(1988- ),男,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区域治理、国土空间规划(浙江杭州310058);夏洋辉,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武汉430074);单卓然(通讯作者)(1987- ),男,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城市与区域规划,E-mail:shanzhuoran@qq.com(湖北武汉430074);许顺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与乡村规划设计研究所(北京100034)。

原文出处:
城市发展研究

内容提要:

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了2010-2019年间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与演变机制,探讨了中国城市群区域治理的形成机制。进而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网络特征上,大湾区府际合作网络呈现逐步多中心化的发展态势,网络结构由“深圳—香港”转变为“广州—深圳—香港”三核驱动的网络结构;第二,大湾区合作领域集中在经济、社会、制度三方面,其中社会事务的网络密度和多中心化程度始终最高;第三,节点特征上,深圳在大湾区经济、社会及制度事务的合作网络中均处于核心地位,而广州仅在制度性事务合作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香港则在经济、社会事务合作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总体来看,大湾区府际合作网络形成以广州、深圳、香港为核心区域,珠海、佛山、澳门、肇庆、中山、江门、东莞及惠州为边缘区域的“核心—边缘”模式。未来大湾区城市政府需要在城市管理和空间规划一体化上进一步加强合作。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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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高度碎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系统,特别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跨制度边界的区域特征,为府际合作及跨境产业与基础设施项目的展开带来了诸多现实瓶颈[1]。针对府际合作的复杂性,现有文献已展开大量实证研究。其中“江阴—靖江跨界产业园区”是早期的府际合作的典型代表[2]。此后,以“飞地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府际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包括陕西省的西咸新区、四川省的天府新区、广东省的深圳汕尾特别合作区、河南省的郑汴新区等。这一系列的跨界合作项目系统揭示了府际合作机制的交互作用并共同塑造了城市间合作的系统复杂性[3]。但现有文献以解剖案例的府际合作研究范式未能将地理空间特征引入其中,以及缺乏定量化的刻画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间府际合作的时空强度。最终导致构建府际合作网络为特征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难以评价。

      基于此,本文通过采用城市间合作新闻数据,系统地刻画了2010-2019年间大湾区府际合作网络,以期揭示府际合作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大湾区一体化的演化过程。通过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法,理论上揭示了大湾区府际合作网络的时空变化性特征,丰富了对府际合作空间特征的理论认知;实践上,有助于阐释大湾区一体化的政策效果与实施演进,为优化大湾区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1 理论回顾

      1.1 城市群府际合作的内涵与特征

      “府际合作”通常是指在城市群成员城市间,由地方政府在自愿基础上,依据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原则开展的针对公共事务的合作行为,旨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城市与区域竞争力[4]。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交互作用,中国国家经济的增长引擎开始由单一城市向城市群转变[5]。城市群内部城市强调通过资源互补为基础的城市间合作实现城市区域竞争力提升及城市群内部的身份认同[6]。城市间合作包括信息交流、专题合作和共同治理三个阶段[7]。首先,通过长期的信息交流,城市间在拥有了共同利益后找到合作方向,形成稳固的区域合作关系;其次,多样化的专题合作使得城市合作拥有明确指向,提供实施“抓手”[8];最后,共同治理意味着城市间成为统一协作体,不仅在经济上也在制度上实现一体化,加速消除城市间的合作壁垒,加快城市间资源流通。

      然而,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治理模式[9],中国主要采取自上而下、政府强效主导的区域治理模式[10]。具体表现为广泛的城市间合作,其中府际合作是城市间合作的主要形式。根据林尚立[4]的“中国府际关系”理论,府际合作特征包括三方面。第一,府际合作作为府际关系中的一种,核心驱动力是府间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11];第二,府际合作存在着纵横两个方向关系[12]:纵向关系表现为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权力分配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科层命令的方式;横向关系表现为一定区域内同级别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是当下区域治理中主要的府间关系形式[13];第三,上位政府(中央/省政府)的参与是府际合作发起与实施的重要条件。其中,上位政府的参与包括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府际协调、政策动员及权力上收与下放[14]。

      1.2 城市群府际合作的发展模式

      城市群府际合作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特征[15]。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下,不同城市间的产业资本的跨界流动是城市群形成的初始动力[16]。因此,府际合作首先在经济领域展开。通过针对经济事务的联合行动,政府间确定了跨界经济事务的行动框架、治理决策与未来发展蓝图。例如:广佛经济合作、长江经济带战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条例等。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之上,跨界劳动力与技术人才的流动成为城市群社会身份认同形成的主要动力[17]。为保障技术劳动力的跨界流动,政府间联合行动转向为社会事务领域的合作。其中社会事务包括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医疗卫生及消防与防灾等。一系列社会事务领域的府际合作是在城市群层面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战略抓手。最后,在经济社会事务的高度一体化下,整合性的制度构建是府际合作的终极目标。其中,整合性的制度重点包括城市管理制度与城市空间规划[18]。而这一系列的制度建构的过程旨在实现区域协同共治,例如:《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2009-2020年)》作为中国首个已编制完成的同城化发展规划,广佛两市在包括经济协作、环境联治、服务共管在内的体制机制与协调创新方面取得了创新突破[19]。

      综上所述,城市群府际合作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性与逐步深化的过程[20]。府际合作通常始于经济领域的合作并向社会领域逐步推进,最终旨在构建整合性的区域管理制度。换言之,不同的合作领域是衡量府际合作发展模式与水平的重要标志。

      2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大湾区在行政范围上由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珠三角城市组成。截止2019年末,大湾区常住人口突破7200万人,总GDP突破8.6万亿元,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全球城市区域①。

      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研究爬取了从2010-2019十年间大湾区各城市政府网站和新闻媒体公开的新闻数据。数据采集始于2020年7月22日,完成于2020年8月22日。此后通过阅读新闻标题与内容,以人工识别的方式,筛选出城市间以“合作”为主题的新闻词条,通过判断合作主体,摘出所有政府牵头合作的新闻词条,共计有效词条3593条。同时,将合作领域划分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制度合作、资源与环境保护及其他,共计五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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