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5；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1)06-0103-10 一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频发的“大气污染”“水土污染”“垃圾围城”等环境问题，将社会各界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程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中央政府到普通民众也都意识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一，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推崇“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也已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诉求。随着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所具有的复合型特征①，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与社会的发展模式及社会结构相关，甚至与公众的行为模式有关②。公众的日常行为模式逐渐被认为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因素之一③，即公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环境行为，可能会影响环境问题从产生、形成、演变到处理的全过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环境保护的理念，并认同人类应当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众多的社会群体中，青年是最活跃、敢创新的一个群体，同时也是未来环境保护的主要践行者。2019年，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有家国情怀，也要有人类关怀。”④青年人对环境保护的态度及其所实施的环境友好行为，往往会对整个社会的环境行为取向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会关系到未来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国内许多研究都发现，相比老年人而言，青年人往往具备更高的环境关心程度⑤。已有研究主要从社会人口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⑥、心理学变量⑦、环境意识⑧等视角，对青年人的环境友好行为进行深入分析。这些研究为理解中国青年的环境友好行为提供较好的解释框架，但应当注意到，即便青年人具备实施环境行为所需要的责任感、价值观乃至环境意识，假如没有环境知识作为支撑，也容易造成对本质问题的忽视，从而实施简单化、情绪化及非理性的环境行为。 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不仅会影响到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同时也是推动其实施环境友好行为的前置变量。甚至有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公众对不同层次的环境知识的社会理解差异，是造成许多社会变革失败的关键因素⑨。洪大用、范叶超指出：如果承认政策和技术干预在环境治理中的功能，那么公众的环境知识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政策或技术在多大范围内能获得社会的支持⑩。因此，分析和理解当代中国青年的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互动逻辑，无论是对推进青年人参与环境保护，还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当前学界也已意识到公众的环境知识与环境友好行为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11)，但鲜有针对青年群体的研究，在仅有的研究中有学者分析了青年人的环境知识、环境风险感知对其实施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12)，但未能深入探讨环境知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关系。 那么，新时代青年人的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究竟呈现出什么特点？青年人所具备的环境知识是否对其实施环境友好行为有实质影响？如果有，则其中具体的影响关系又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具体的研究来回答。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基于不同的视角，对环境知识的概念界定也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看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环境知识”“环境素养”等相关概念，从定义与内涵来看，主要是指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体系。 已有对环境知识与环境友好行为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研究环境知识对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效应。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讨论。国外研究中，哈罗德·亨格福德(Harold Hungerford)等学者提出了著名的环境素养模型，他们从环境问题知识、生态学知识和环境行为策略等维度界定了环境知识的具体内涵，并认为环境知识能够有效地预测及解释个人的环境行为(13)。尤阿希姆·沙恩(Joachim Schahn)和欧文·霍尔泽(Erwin Holzer)在总结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将环境知识分为抽象的环境知识与具体的环境知识，并指出抽象的环境知识需要经过特定的情感才能转化成某种环境行为，而具体的环境知识则能直接作用于个体的环境行为(14)。此后，学者们通过一系列的实证分析，验证了公众的环境知识的确对其实施环境行为有较强的解释力(15)(16)，有学者甚至利用在美国、西班牙、巴西、墨西哥等国的跨国调查数据，论证了环境知识对环境行为的强大影响力(17)。 在国内研究中，有学者通过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研究，发现环境知识是环境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即消费者个人所拥有的环境知识将或多或少地影响其浅层或深层次的环境行为(18)。于伟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居民的环境知识与环境态度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环境知识也是环境行为得以发生的关键性的前置变量(19)。彭远春将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细分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并通过对全国性抽样数据的分析，发现在这两个领域内环境保护知识更丰富的城市居民往往会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20)。王晓楠则利用不同时期的数据，得出了环境知识仅对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关系(21)。 另一种研究是分析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的间接影响路径。在国外研究中，乔迪·海因斯(Jody Hines)等提出了负责任环境行为模型，该模型旨在阐述个人环境倾向对其环境行为的影响，环境知识在其中起到了条件变量的作用。即个体所具备的行动技能、环境知识等会影响到个人的环境意愿，这种意愿会作用于个体的环境行为(22)。弗洛里安·凯泽(Florian Kaiser)等从环境态度中的环境知识、环境价值等维度，分析了环境态度对个人环境行为的影响，他们认为生态环保知识对个人的环境影响是通过作用于个人的环境行为倾向而产生的(23)。在国内的研究中，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也已验证了环境知识与环境意识、环境敏感度以及环境态度之间的正向关系(24)(25)。有学者通过在农村地区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村民的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三个变量之间，并非必然的存在一致性的关系(26)。也有学者从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敏感度、后果意识、反应效能感等角度分析了影响环境友好行为的主要因素，并得出环境行动知识与环境敏感度存在交互作用，进而会对个体的环境友好行为意向产生积极影响(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