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多重职业的实证研究

      多重职业(Multiple Job Holding，MJH)是指劳动者同时从事两份及以上有收入的工作，包括受雇和自雇(Bouwhuis et al.，2017)，是区别于传统的单一部门就业、被视为非标准就业的一种就业形式(Preston & Wright，2020)。西方很多国家都定期组织多重职业相关调查，如美国自1994年起，就在其每月的人口现状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CPS)中询问在职受访者如下问题：“上周你是否从事一份及以上工作，包括兼职、晚上或周末工作？”肯定回答者还会被问到从事工作的份数以及合计的周工作小时数(Hipple，2010)。1994-2013年的相关数据显示，女性、年纪较轻、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可能从事多重职业。①但是在德国，男性、35-55岁的居民更可能从事多重职业(Heineck，2009；Klinger & Weber，2020)。可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劳动者从事多重职业的影响，在不同国家可能存在差异。

      长期以来，中国不少劳动者终身从事一份工作。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和深化，就业市场不断拓展，中国劳动者的就业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职业生涯呈现多元化图景。其中多重职业是一个重要的倾向。中国尚未有机构或部门定期发布多重职业相关的基础数据，这对了解劳动者从事多重职业的现状造成一定的困难。近年来，表征多重职业身份的“斜杠”(朱奕亭、蔡骐，2019)一词在青年中广泛流行，引发普遍关注。“斜杠”聚焦青年而非中年人群，反映了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中、青年人群的职业参与特征和影响因素可能存在代际差异。与中年劳动者相比，中国青年从事多重职业的现状如何？青年多重职业者具有怎样的特征？影响青年从事多重职业的因素有哪些？本文围绕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由于国情和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不同国家多重职业群体的特征各不相同。西方文献中对多重职业影响因素的探讨较为丰富，通常涉及个体因素、职业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等。

      人力资本被视为重要的个体因素之一，是构成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即个体识别和实现就业机会的能力的要素之一(Fugate et al.，2004)。人力资本积累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个人就业能力的高低。人力资本积累量越多的青年越可能发掘自身潜力、识别就业机会、适应多重职业身份。现有研究多关注人力资本中的健康、教育因素与多重职业的关系(Preston & Wright 2020；Bouwhuis et al.，2017)，较少讨论在职培训、成人教育等非正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多重职业的影响。我们认为，在正规教育普及、知识更新换代加快和提倡终身学习的时代，非正规教育人力资本异质化个体的作用更为凸显。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将非正规教育人力资本操作化为专业技术培训和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认为拥有更多非正规教育人力资本的青年就业能力更强，能够更好地识别和实现就业机会，进而更可能从事多重职业。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1：参加过专业技术培训的青年更可能从事多重职业；

      研究假设2：拥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青年更可能从事多重职业。

      职业因素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从事多重职业的动机。有学者(Campion et al.，2020)将其分为财务动机、职业发展动机和心理满足动机。财务动机强调时间和金钱的影响，职业发展动机和心理满足动机强调工作带来的金钱之外的效用。本文借鉴以上分类，将从事多重职业的动机分为闲暇动机、安全动机和互补动机三种主要类型。其中闲暇动机强调时间约束。劳动经济学认为，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劳动—闲暇组合是存在的。如果因为制度或雇主等限制因素，劳动者延长工时的愿望无法在主业中实现，就可能通过从事多重职业来优化自身劳动力供应，进而达成收入目标(Shishko & Rostker，1976；Averett，2001)。安全动机强调收入风险。劳动力供应偏好可能因经济冲击而改变。多重职业作为平衡不稳定收入的一种方式，可用于应对工作不安全感，也可作为失业的一种预防性方案(Bheim & Taylor，2004)。互补动机强调工作效用。工作效用不仅指工资等物质收入，还指工作满意度、工作质量、稳定性、多样性、工作经验、个人兴趣和灵活安排等非物质回报。不受收入约束的劳动者期待从多样化的工作中获得不同的效用，或是促进职业发展，或是推动职业转换(Panos et al.，2014)。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由闲暇动机提出研究假设3：主业工作时间越少的青年更可能从事多重职业；

      由安全动机提出研究假设4a：主业收入越少的青年更可能从事多重职业；

      由互补动机提出研究假设4b：主业收入越多的青年更可能从事多重职业。

      上述人力资本和职业动机因素可借助相关调查数据，通过定量的方式加以验证。但影响多重职业的其他个体因素还包括个体主观态度、工作经验和体验等。这些重要因素在现有的全国性调查数据中难以找到直接观测变量，无法进行定量分析。

      除个体和职业因素外，家庭和社会因素也对多重职业决策有重要影响。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分工角色、家庭规模、伴侣行为态度和工作家庭平衡情况等。研究发现，承担养家糊口责任的家庭成员更可能从事多重职业，其他成员分担家庭经济责任会减弱该成员因经济原因从事多重职业的可能性。家庭规模越大，家庭收入的贡献者越多，成员因经济原因从事多重职业的可能性越小(Dickey et al.，2011)。伴侣的角色缺失会左右个体的多重职业决策，如伴侣入狱会增加女性从事多重职业的可能性(Bruns，2019)。从事多重职业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进而影响工作质量，加重心理压力(Mellor & Decker，2020)。社会因素涉及社会变迁、政策制度、经济周期和区域差异等。个体职业发展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当个体职业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或经济周期基本同步时，社会变革带来的机遇使从事多重职业成为一种积极的选择(Jrvensivu & Pulkki，2020)。政策制度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如美国和加拿大在农业支持和社会服务方面的不同政策造成两国相邻地区农牧业家庭在多重职业决策方面的差异(Weersink et al.，1998)。多重职业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在既有研究中还存在分歧(Livanos & Zangelidis，2012；Hirsch et al.，2016)。有学者认为，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给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从事多重职业的机会(van der Ploeg & Ye，2010)。不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是多重职业决策因地区而异的重要影响因素(Hirsch et al.，2017)。这些因素涉及人生经历、生命周期和宏观环境，与多重职业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因而也较难用定量分析的方式予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