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22)01-0005-11 “和”或“和谐”(harmony)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从宇宙到人生，从家庭到社会，从人际到国际，从政治到经济，“和”的价值和观念无处不在。“和”观念产生很早，它孕育于天人混沌不分的原始宗教意识中。从目前可见文献来看，“和”作为概念在西周晚期才正式提出。春秋末期，晏婴、老子和孔子等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很重视“和”，将它作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概念来对待。 《说文·口部》曰：“咊，相譍也。”“咊”或写作“和”，读去声，其本义指声音相应和。同书《龠部》曰：“龢，调也。”“龢”读平声，义为和谐、协调，经传多借“和”字为之。作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和”，即是“龢”的通借字。作为哲学术语，“和”与“同”相对，前者指不同因素的和谐与统一，而后者则指单一因素的雷同和叠加。“和”与“异”也有差别，“和”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语境中的含义不同。本文以和同、同异、中和三对概念及太和、和谐两个概念为中心，来揭示中国传统“和”概念的内涵及其相关观念的推展。 一、和同 本节所说“和”“同”概念，是面对权威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立场、态度和价值。求真、辨别是非和立身处世，是人类认识活动和道德活动的基本内容。但是，如何求真?如何辨别是非?如何立身处世?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既涉及方法论也涉及价值观。在此语境中，“和”是和谐、协调，“同”是剸同、独断。中国古人普遍主张和赞成协调、和谐，而反对独断和剸同。史伯主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晏子强调“和与同异”，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归纳起来，古人通常赞成“和”法，而反对“同”法。纵观中国古人的和同观，大抵可分为五种：第一种从事物生成的角度论和同，第二种从政治角度论和同，第三种从立身处世的角度论和同，第四种从求真辨理的角度论和同，第五种从做学问的角度论和同。 第一种从事物生成的角度论和同，阐明了古人辩论和同的意义所在，故此种论说具有总摄义。《国语·郑语》载史伯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两句揭示了事物的生成原则是“和”而不是“同”。“和”是不同质料或物品的相互作用，而“同”则是同一质料或物品的叠加。五行的生成论哲学也是如此，史伯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是说，万物的生成是土行与其他四行相杂糅，而不是任何一行单独自加的结果。这说明了“和”是万物生成的根本法则。制作羹食和弹奏琴瑟也是如此。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认为，做羹食，除了主料外，还需要配料、调料，以及“以火济水”的条件；而弹奏琴瑟则需要五声或多根丝弦的配合。这是“和”法。否则，“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很显然，晏子反对“同”法。史伯和晏婴所说的道理，在后世不断得到人们的阐发和引用。 第二种从政治的角度论和同，古人的相关论说大多聚焦于此。上引史伯说和晏婴说，本来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说的。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是在回答郑桓公“周其弊乎”的提问时阐述的。西周末年，周幽王昏乱，“去和而取同”(《国语·郑语》)，环侍其周围的人都是阿谀奉承、言听计从之徒，所以史伯据此断定西周殆将灭亡。晏婴说“和与同异”，是针对齐景公所云“唯据与我和夫”来说的。在晏子看来，梁丘据实际上是以“同”法来与齐景公交往的。从政治来看，所谓“和”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谓“同”是：“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左传·昭公二十年》)。一般说来，可否相济的“和”法是人君决策正确和政治成功的保证。一言堂，一人独断，以及臣下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这往往是人主决策错误、政治失败的主观原因。西汉大儒刘向深化了晏子“水火相济”之说。关于水火如何相济，刘向说：“譬犹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间，水火不乱，乃和百味”(《说苑·杂言》)。刘向认识到了择人的重要性，“君子居人间则治，小人居人间则乱”(《说苑·杂言》)，是君子掌权还是小人掌权，其结果是会迥然相异。东汉刘梁提出了“得由和兴，失由同起”(《后汉书·刘梁传》)的观点，对和同得失的关系作了简洁明快的概括。北宋彭汝砺做了更深入的议论，他说：“是非在理，不在同异。”[1](8)将“理”作为判断是非的真实根据。应当说，彭汝砺的观点超越了此前诸种说法，因为同异毕竟只是权力现实化的表象，甚至或同或异，都有可能不过是权力外化的一种政治表演。 第三种从立身处世或修身的角度论和同，这种论说也很常见。《论语·子路》篇载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所说“和而不同”从此即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孔子虽然主张“和而不同”，但是他反对为和而和，更反对毫无道德底线的乡愿。《论语·阳货》篇载孔子曰：“乡原(愿)，德之贼也。”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分析了乡愿何以是德之贼的原因：乡愿采取“同”法，非常善于伪装自己，而成为“众皆悦之”的好好先生；但他以此“自以为是”，作出了坏的示范，所以说他妨害了人们在道德上的追求和进益。在《孟子·告子下》中，孟子提出了“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的观点，阐明了立身处世的德行本质是“仁”，由此深化了孔子“和而不同”的说法。东汉荀悦将“和”落实在具体的修身实践上，其法具体是：“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申鉴·杂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