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22)01-0109-07 人类的道德生活是空间场域的生活，就像马克思所言：“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①主体的人不仅在道德空间中生活，也在道德空间中创造，通过设置善恶边界建构道德临界空间，为主体的道德行为提供量度指引，促进共同体道德生活的有序化，正是主体道德创造活动的生动体现。 一、道德临界空间的性质 通常，道德空间被看成是道德主体置身其中的社会价值场域，是主体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汇集之地。作为道德空间的限制性概念，道德临界空间是基于道德空间引申出来的伦理概念，是道德善恶发生质态转化的空间场域，其空间阈值受制于主体对善恶边界的主观认定。道德临界空间的善恶边界即主体根据自己能够承受的恶的极限与善的极限设置的心理边界，边界的内外之别直接表征着主体道德判断的善恶之性。虽然我们很难用精确的物理方法丈量道德临界空间的范围，但无疑，作为此在的道德主体，每个人都有对道德临界空间善恶边界的自我界定，并通过善恶边界的守护维持主体道德人格的完整。道德主体之间亦通过内隐约定达成道德临界空间的承认共识，基于彼此尊重实现道德信任，进而促成和谐道德氛围的社会性建构。 道德临界空间的边界由道德临界点集合而成。道德临界点是道德空间性质发生质态转换的心理节点，是道德空间维持其价值平衡的最低条件，只要道德临界点没有被突破，道德空间的平衡态就会保持稳定，道德规制力的有效性就会在道德主体之间存续。由于道德临界空间的边界有善恶两极，依存于善恶边界的道德临界点也有恶的临界点与善的临界点的分界。 恶的临界点即道德主体能够承受的恶的极限。在极限范围之内，主体基于维持共同体的责任可以体现出最大限度的宽容，恶不仅被理解，被接纳，甚至可能被善意对待。但超越临界点的恶，则可能突破主体的道德心理底线，构成事实上的道德伤害，主体可能用消极情绪进行道德自卫，用攻击言语进行道德抗争，甚至用激烈行动进行道德对决。我们可以借用费尔巴哈关于沙子的比喻进行说明。费尔巴哈说，一个人将沙子洒在衣袖上，已然是玩笑，但若洒在眼睛里，则是不可原谅的恶毒。在这里，“沙子洒在眼睛里”就是费尔巴哈对恶的临界点的界定：沙子没有洒在眼睛里，意味着主体能够承受的恶的极限没有被突破，行为可以被理解和宽容；反之，沙子洒在眼睛里，则意味着主体能够承受的恶的极限的突破，行为就变得不可原谅。一般来说，只要恶的临界点没有被突破，道德空间中恶的边界就会保持相对完整，主体之间的道德关系就可得以善性维持。 善的临界点即道德主体能够承受的善的极限。在常识中，基于对人之欲望的无限性认知，我们会将主体欲望理解为绝对性的开放存在，即主体会无节制地接受他主体的善意施与。但真实的生活情景并非如此，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主体会在自己的空间世界设置善的临界点。在临界点以内，主体可以接受他主体的善的施与，并伴生道德情感上的感动与感恩。然而，超越临界点的善，却可能给对象性主体构成客观的道德压力，添加不自觉的道德债务，甚至形成非人道的道德绑架。因为作为善的接受者，主体虽然获得了非自给性的利益关照，却无意之中将自己摆在了弱势主体的位置，容易萌生道德人格上的自我否定。所以，尽管善的临界点常常被忽略，但在实际道德生活中善的临界点设置却是普遍的道德事实。 道德临界空间存在的依据是什么?这是认知其存在本性不可规避的现实问题。 恶的临界空间的存在，与其说是人对自己同类的宽容，不如说是人对自己灵魂的道德救赎，因为作为道德生活的主体，即便是最善良的人，我们也存在作恶的可能。毕竟，人终究是欲望的存在者，虽然理性可以控制欲望，但理性总有犯困的时候，即使仅仅是理性对欲望的偶然性失控，无约束的欲望也可能立马回归自然状态下的狂野，将主体推入与人为敌的丛林之境，将不义之举施与自己的对象性存在。而且，即便主体能够成为自己欲望的永远主人，理性的主体也可能身不由己的走向不可控制的“平庸的恶”。“平庸的恶”②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针对极权主义提出的道德概念，但是，非极权主义境遇下的“平庸的恶”似乎仍然不可避免，不合理的制度性设置、非理性的社会思潮等，都可能将人裹挟到恶的境遇之中，让人成为平庸的作恶者。所以，在道德临界空间中为恶留下一片容身之地，实质上是主体的“我者之我”与“他者之我”在精神世界真诚对话的结果，是自我人格维持其同一性的必然选择。 保留恶的临界空间，忍受一定限度的恶的纷扰，同时也是一个人获得真实道德生活的内隐前提。康德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趋恶的自然倾向”③。这就意味着，恶的存在是道德生活的必然。假如在道德空间中绝对排斥恶的存在，任何形式的恶都被明令禁止，道德空间场域处于彻底的“无菌”状态，这将是道德主体幸运中的不幸，因为这道德的伊甸园虽然美好，可惜不在人间。事实上，摒弃临界空间中的道德之恶，至多只是超越真实生活的道德浪漫主义幻想，假若一个人生活在绝对纯化的道德空间，不曾遭受任何形式的恶的污染，可以想象的结果是，就像卫生的洁癖容易让人生病一样，道德上的洁癖也容易让人走向精神上的脆弱。而且，在每个人都存在恶的道德事实面前，恶的道德空间的零度设置，必将把真实的人拒斥于道德生活之外，人将因对象性主体的消逝导致类本性的否定，进而在孤独中窒息道德生活的美好。因此，恶的临界空间的存在，是人在道德交往关系中获得主体资格不可缺少的先在条件，也是道德生活由可能走向现实的基本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