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外交史研究及其现实意义①

作 者:

作者简介:
魏楚雄,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卓越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研究东方外交史极为重要,因为西方始终误解或忽略东方,而这可以成为东西方冲突的根源。20世纪发生在亚洲的三场战争以及现今中美之间的抗衡都证实了这一点。对中国、亚洲的研究从来就被各种西方观点所主导,它们经常误解、误释中国或亚洲之价值观和外交方式,甚至否认其存在和独特性。实际上,虽然亚洲国家各有独自的文化、传统和外交,但共享某些与西方观念决然不同的理念。东方智慧以一种整体的、真正的全球观来看待国际关系,而西方一神教之信仰持有西方中心观,其本质以二元论为特点。中国人的和谐理念以及坚信道德力量的信念,是与中华民族以及世界大一统之理念密切相连的。这种深深根植在中国知识政治精英心中的理念和信念,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是缺失的,所以它们可以是对西方强权政治的补充或取代。为此,提倡对东方文化与东方外交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和了解,以促进东西方之间的沟通、合作与和谐。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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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2)01-0029-(08)

      DOI:10.13852/J.CNKI.JSHNU.2022.01.003

      一、国际关系研究中“东方”的缺失

      世界见证了21世纪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之崛起。然而,欧美国家却把中国之崛起看作是对西方的威胁而非机遇。中国究竟是欧美的敌人,还是世界和平秩序与自由市场经济的维护者?欧美国家是否准确理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含义?他们是否懂得中国的政治哲学和理念?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也是我们研究东方外交史意义之所在。

      当前的国际秩序和外交规范主要是由西方强国发展制定起来的,亚洲国家几乎没有参与此过程。对于亚洲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西方学者几乎也都没有认真地将其作为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主题。虽然西方自殖民扩张以来就一直重视亚洲研究,此传统达五百年之久,其代表为雅加达的荷兰亚洲学会(the Dutch Asian Learned Society in Jakarta,1778年),加尔各答的英国亚洲协会(the Asiatic Society of Calcutta,1784年)和法国国家东方语言文化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zations Orientales,缩写INALCO,1795年)。②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因其亚洲殖民地的丢失以及战后重建之迫切需要,对亚洲研究一直兴味索然,也缺乏研究经费。③后来只是因为“冷战”和越战的刺激,亚洲研究才在西方作为区域研究之一而逐渐获得动力。

      无论如何,从总体上看,人们对亚洲或亚洲国际关系的理解,自18世纪以来就被西方观点所支配。在西方中心观的主导下,亚洲常常被西方误传、误解,而亚洲与西方处理事务不同的方式和价值观往往被予以否定。陈光兴(Kuan-Hsing Chen)就批评说:有关亚洲和西方以外的写作“成了认可或不认可西方理论观点的脚注”。④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也认为,“西方长期以来拥有统治地位,以至于在大部分情况下,西方都变成囚禁在自己各种假设之中、不能看明白非其自身的世界”。⑤他提醒大家:亚洲的文明和文化“一直被忽略、被噤声,人们对其充耳不闻、一无所知”。⑥许多西方思想家“总体上来说,仍坚持认为我们能简单地借鉴西方的经验、通过西方的眼光和使用西方的观念来看待理解中国”。⑦戴维德·C.康(David C.Kang)尖锐地指出,西方学者的态度“把亚洲搞错了”,他们“不仅对那种认为亚洲经验可以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或修改源于欧洲之理论的看法不屑一顾,而且毫不关注历史上的亚洲国际关系体系”。⑧阿西斯·南迪则将此现象称为“第二种殖民化”,“现在无论是在西方之内还是西方之外,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思想上,西方无处不在”。⑨

      由维姆·斯道克霍夫(Wim Stokhof)为首的一批亚欧美学者,试图在1993-2006年期间解决上述状况,所以重审构思了亚洲研究。然而,他们仍然认为“亚洲与西方之间的相似比亚洲与西方的相异远为巨大”。他们有的把亚洲看作“一种知识形式”而非物质实体。⑩他们的观念总是把西方置于人类发展的顶点,现代化被他们定义为西方化,而非西方的历史进程则都按其西方化的程度来衡量。20世纪80年代,赛义德(Said)在其《东方学》一书中对传统西方之“东方观”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批判。自此以后,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西方中心观日益受到学界的警惕和批评。然而,这种批评只是“破”而没有“立”,没有真正提供与西方之“东方观”根本不同的东方之“东方观”,即在东西方互动过程中一个真实代表东方的画面和描述。一种建立在亚洲经验基础上对传统西方之“东方观”的回应,特别是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将更有助于缩小东西方之间在理解亚洲方面的差距,因为亚洲人对亚洲自身经验的反省梳理和深刻总结,将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可信度。这就是推动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原因所在,它也是一个消减当前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迫切任务。由我们从局内人的视角来重新发掘东方外交和东方国际关系之真相的时刻来到了。

      二、如何界定东方?

      实际上,很多人并不认为世界有东西方之分。赛义德就认为,如果整个世界都实现现代化之后,各国之间的区别都会消除,所以也就不再存在东西方之分。有的学者认为“亚洲”一词只具有地理上的意义,它不代表一个政治或文化的实体。从而,亚洲独特的存在及价值观,其处理对外事务之方式和外交等,都被当作前工业社会之不发达阶段的产物而被否定或抛弃,因为它们被认为会随着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实现而消失。(11)但亨廷顿却指出,“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可以实现现代化,但并不放弃自己的文化而全部采取西方的价值、制度和实践”。(12)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也批评说,如果认为现代化或“单项文明之胜利”将导致世界伟大文明在数世纪里形成的多元历史文化的终结,那是“幼稚的想法”。(13)亨廷顿还敏锐地发现,“对东亚人来说,东亚之成功是东亚文化强调集体性而非个体性的结果”;东亚人相信其经济成就“大致是亚洲文化的产物”。(14)他认为文明之间的不同“是数世纪的产物,它们不会很快消失”,并将在许多方面影响各国新的历史进程。(15)同样,雅克也认为,“从根本来说,以为文化差异对现代性的性质没有深远之影响是错误的”,而“长期存在的文化差异是根深蒂固的”。(16)如果文化差异并不会因为现代化而消失,那么是否存在一种亚洲文化呢?如果是,那么如何来界定“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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