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21)06-0104-13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滞胀危机，生产停滞，通货膨胀严重。“1960-1965年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均增长率仅仅为1.3%，1965-1970年为4.5%，1970-1975年上升到6.9%，1980年飙升至13.5%。”①究其原因，国内外学术界惯常认为欧佩克限制石油产量和提高石油价格的做法是滞胀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②。深入梳理经济史，可以发现学者们有更多关于滞胀危机原因的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赤字开支在消除失业上的成功肯定了凯恩斯理论这一药物治疗严重萧条的价值。”③但时过境迁，大规模赤字不再是医治失业的良药，政府和学术界大部分经济学家开始质疑凯恩斯主义，于是“包括众多保守主义者在内，许多人把通货膨胀问题归咎于联邦预算赤字”④。“尼克松是站在标准的共和党立场上参加总统竞选的，即认为约翰逊的赤字是造成通货膨胀的首要原因……作为‘弗里德曼式的’经济学家，他们更强调货币供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可是，他们又感到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反对传统的贤人达士——共和党人和凯恩斯主义者的联合。”⑤ 可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初货币主义和供给经济学派尚未成为主流，凯恩斯主义仍有较大市场。当日后问题更加复杂，凯恩斯主义遭到抛弃，货币主义成为显学之时，“弗里德曼领军的货币学派认为通货膨胀几乎完全是个货币问题，与预算赤字、失业或经济刚性基本没有关系……它只与美联储放任货币的过度增长有关”⑥。其实货币主义者的观点不乏支持者，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同样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与货币量的迅速增长是相关的”⑦。加里·沃尔顿和休·罗考夫也认为：“1974年的通货膨胀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经济运行中的货币存量增加的结果。”⑧ 国内学术界对美国滞胀的研究饱有强烈兴趣，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断有成果问世，主流观点都一致认为“滞胀”的根源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杨西孟、靳炎早在1984年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其他主要学者的认知与表述大致相似⑨，只是在滞胀的具体原因和表征的分析上存在些许差异，在此不作赘述。显然，国内外学者对滞胀的研究路径与价值认知截然不同。 以上追溯了不同学派基于特定问题意识对滞胀危机发生缘由的解释，事实上，滞胀危机的发生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笼而统之的表述和单因素论都难以揭示危机发生的真正机理。随着研究的深入，国际学术界已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乔纳森·休斯和路易斯·凯恩认为“归根结底，如果其他的情况不变，通货膨胀的发生所需要的就是相对商品和服务产出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但是，如果货币的供应量是固定的，消费者就没有可能为所有的商品都付出更高的价格。只是OPEC把它的石油价格提高上去是不可能使得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升高的”⑩，言下之意还有其他原因值得探讨。加里·沃尔顿和休·罗考夫分析20世纪70—9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中一系列困境的原因时指出：“一些过失也应归咎于遵守新的政府法规的高成本，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更多立法，也许因为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生产率的反弹应给放松管制一些赞扬。”(11)恰巧环境管制是当时社会管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循此思路，从经济学理论看，曼昆认为“在现代社会里，同样重要的是在清洁的环境和高收入水平之间的权衡取舍。要求企业减少污染的法律增加了生产物品与服务的成本。由于成本高了，结果这些企业赚的利润少了，支付的工资低了，收取的价格高了，或者是这三种结果的某种结合。”(12)事实层面，诚如1979年环境质量委员会的报告所言：“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多，每一种因素的贡献率的争论尚未终结。可能的因素包括：联邦财政赤字、货币供应量的加速增长、最低工资立法、欧佩克的卡特尔垄断、关税、进口配额、环境和其他联邦管制。”(13)从笔者梳理的相关史料看，这是第一次正式将环境管制列为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之一。 综上，20世纪70年代美国滞胀危机发生的同时，大规模、高强度和全方位的环境管制正如火如荼地全力推进。基于学术史的梳理和笔者既有的问题意识，不禁要问二者是否存在逻辑联系，环境管制是否抬高了物价，并在多大程度上诱发了通货膨胀，对社会不同阶层又有何影响呢？依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史料可以判断，环境管制是促成当时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和滞胀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国际国内环境史学界的相关研究甚少，以下将围绕这些问题渐次展开。 二、环境管制与通货膨胀的内在逻辑关联与认知溯源 厘清环境管制与通货膨胀的内在关联，首先必然牵涉环境史和经济史的逻辑公度与内在通洽问题。从跨学科的角度借鉴环境经济学的视域，我们可以发现，环境管制及其引发的相关价格问题是宏观环境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14)，环境管制本质上就是将“公地的悲剧”场景下的全社会承担的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为企业成本，结果是巨大的投入和成本势必影响企业的投资策略与具体运营。 因此，环境污染治理不可避免地是经济问题，“经济信息的本质要求探讨清洁环境的支付成本，不同类型的成本由不同主体承担……环境治理要求消费者和纳税人支付控制环境污染的成本……目前可以确定环境质量是有价值的物品，我们必须做出更加精细的决策，如我们需要支付多少、如何支付、谁来支付等问题。”(15)可见，污染治理成本的内部化及其传递参与着经济资源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当污染企业无法承担巨额的成本时，必然将污染治理成本转移给社会和消费者，“环境改进成本的发生是重要的，其中少部分可能以降低利润的方式为公司吸收，但大多以高价格的形式传递”(16)。 价格杠杆是成本传递的重要手段之一，“污染控制成本、最终的废弃物处理成本，甚或维持健康清洁环境的美学成本必须反映在价格的变动上”(17)，“价格增长是污染控制成本推动(cost-push)作用的结果。在没有补偿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下，价格增长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超过(outweigh)污染控制设施投资的刺激性影响”(18)，最终引发经济增速减慢和失业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价格在买卖双方传递信息的速度及能力决定着环境管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19)。反过来，环境管制对价格的影响程度亦是需要特别甄别的问题，也是目前史学界尚未明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