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美国国家医学学会(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会长李嘉图·马努埃尔(Ricardo E.Manuell)列举了在墨西哥大革命(此次革命终结了波菲里奥·迪亚斯长达30年的独裁统治，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成为国家领导人)后侵袭墨西哥的五种疫病。其中四种是与特定病菌有关的流行病——疟疾、钩虫病、天花和肺结核。第五种则是“身体政治”(the body politic)导致的疾病——自由行医。马努埃尔把第五种疫病描述为一个活的有机体，这一描述起源于该墨西哥议员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起源于墨西哥人对无关个人事务的漠视。“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诊断病因并开药，也可以干预与自己专业知识不对口的专业事务”的假设让第五种疫病愈演愈烈，以至于全国人民都是受害者。① 马努埃尔的焦虑在医学史上并不少见，特别是在社会、政治、文化或经济环境对医生权威性提出质疑或挑战的历史时刻，医学专家往往会表达这种焦虑。这些号召通常强调专家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使其能够认知人体及其疾病，从而更有效地使病人恢复健康。口号的提出者还认为，因其他民众不具备或不愿意学习医学专业知识，应谴责民众抵抗医学权威的行为，这种行为会使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陷入停滞。 即便有医生的号召，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被书写医学史的医生们定义为落后、迷信和不科学的时代里，“民间治疗”(popular healing)也持续存在。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健康都是个人事务而不是集体所关注的事务。病患想方设法利用他们现有的资源和从业人员治疗自己的疾病。但在启蒙运动以后，科学、民族国家和公共卫生观念的兴起促使政府出于保障公民的健康的目的，强制实施特定的医学形式和特定的方法来预防和控制疾病。大学博士(university doctor)以专家的身份出现，撰写历史赞美自身成就，这种成就同时赋予他们特权地位。②于是，医学史在19世纪末成为一个学术领域，该领域充斥着对“伟大医生”的赞誉。在20世纪下半叶，新一代非医学专业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影响医学知识、医疗机构的结构的社会因素，以及塑造并不断改造医学知识和医疗机构的文化因素。③这种社会和文化的转向为研究其他治疗者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即那些被医生忽略了一个世纪，直至20世纪中叶还在治愈最多人口的治疗师。④ 墨西哥医学史的撰述反映了这些新的视角，但有一个例外，即墨西哥医学史家与当地医学传统的紧张关系。⑤民族主义医学史侧重于关注现代医学机构的发展，这些机构在学习欧洲医学科学的同时重视本土传统医学的草药知识。然而，他们对传统医学知识的重视中不包括超自然或仪式的因素，只重视当代科学认为有价值的部分。直到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对墨西哥非主流医学感兴趣的团体才开始深入研究包含非主流医学在内的新的墨西哥医学史。此后，墨西哥医学史学者使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本国医学史，探讨妇女健康、医疗职业、公共卫生、疾病、健康文化等领域。这些历史再现了医学，包括本土医学，因为它们与主要研究重点有关，但据我所知，还没有出现对现代墨西哥的其他医学的研究综述。 本文概述了19世纪初以来被墨西哥学院派医生边缘化的医学实践史。非主流医学在理论、应用和组织形式等方面差异很大，但都被主流医疗机构边缘化。因此，本文围绕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教育机构的墨西哥医生职业组织史展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建构非主流医学通常过于地方性的、短暂的案例研究。最终，我们将得出治疗实践和从业者的丰富叙事，证实墨西哥医学的多元性。与此同时，本文还可为未来的历史学家提供潜在的研究路径，期待他们恢复被边缘化的从业者的声音，撰写更为细致的医疗史和公共卫生史。 一、19世纪的治疗师、内科医生与治疗监管 19世纪，墨西哥由殖民地变为民族国家。在1821年获得独立后的近半个世纪，墨西哥人努力寻找政治共识，以建立稳定的政府机构。由于地方军阀领导的内战削弱了墨西哥的实力，墨美战争结束后，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领土被美国强取豪夺。在此之后，法国人在墨西哥强行安插一个哈布斯堡皇帝。自1860年代开始，自由党人启动国家重建进程。在“波菲里奥”时期(1877-1880、1884-1910年)，波菲里奥·迪亚斯稳定了政局，并通过吸引外国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除了墨西哥城、普埃布拉、韦拉克鲁斯和梅里达等少数城市有大都会的城市人口数，拥有世界先进的基础设施、商业、文化和教育，墨西哥社会仍然以农业和农村社会为主。 墨西哥获得独立十年之后，殖民医疗机构开始转型。1833年，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群体在政府的支持下解散了殖民大学和殖民时期的医疗机构，并组建医学院以及管理医学教育和实践的团体。19世纪，地方委员会和医疗集团以不同的名义接管了卫生治安官(sanitary police)和医学教育与实践的管理权。19世纪下半叶，政治冲突得以解决，在波菲里奥政权的支持下，高级卫生局(Superior Board of Health)、国家医学院(National School of Medicine)和国家医学学会(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负责指导卫生和职业医疗政策。 公共卫生机构和专门医疗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导致了一种矛盾的关系。当公共卫生机构任用医学专家并为他们提供服务，以改善墨西哥人的健康状况时，二者的目标一致。当公共卫生官员以层级方式理解这种关系，公共卫生政策干扰了医生的职业利益时，二者的目标就会发生冲突。历史学家露斯·玛利亚·埃尔南德斯·塞恩(Luz María Hernández Sáenz)认为造成两者关系紧张的三个原因是资金问题、政府不重视以及政府干预执照发放和行业垄断。⑥民间医治者和学术医学的其他竞争者为民众提供医疗援助，因此，他们通常能得到政府支持，但同时因为利益冲突，他们也成了医学精英们批判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