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的诞生:制图技术如何塑造国家主权的领土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于京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副教授(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
探索与争鸣

内容提要:

1659年的法国—西班牙和谈与《比利牛斯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三十年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国家间关系开始在欧洲形成。它既仰赖主权原则在空间上的领土化,又实际依托于操作层面的勘界机制与制图技术。在外部,边境谈判与领土划分中伴随着军事、历史与科学地图的使用,勘界的本质就是新型权力技术所促成的法理空间分配。在内部,多元性、异质化、碎片状的土地与权利关系让位于统一、匀质的领土型权威,国土管理与区划整合的背后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创新及其技术实践。在此基础上,“划界型主权”扭转了传统的教会、帝国与封建性意识,催生了空间上自成一体、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数学般精确的疆界以及中央集权的和普遍理性化的统一体,即“领土型国家”。它代表着新型的空间秩序与政治文化,不仅形塑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国际格局,而且构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外交规则及工作惯例。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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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年8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外交部部长法来西讷(Charles de Freycinet)向原驻日内瓦的总领事浦里燮(Bourcier Saint-Chaffray)致函,告知他即将前往亚洲,担任中越勘界委员会的法方主席,以迅速完成此前《中法新约》所规定的“会同勘定界限”之工作。信中指出,精确的勘界不仅可以消除双方在属地问题上的冲突因素,还可以借机促成殖民、商贸与战略方面的重大利益。为此,政府极为重视这项工程,外交部除了提供各类地图、文献和资料图册之外,还专门配备了一批民事“合作者”,他们“潜心做过有关研究而且都有专长,思想准备充分,并在技术方面为完成任务提供了方便”。①从名单来看,合作者的主要任务是勘测新地图,提供专业的地理知识。这在当时的全球性格局下并非偶然的、区域性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外交做法——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之后,绘制地图成为外交活动中的重要环节。1689年中俄在尼布楚、1749年英法在新斯科舍等都是这种新做法的体现。到19世纪,维也纳体系更是将制图纳入条约与国际法机制,使其成为全球外交中的一种惯例现象。

      传统的外交史尽管不乏对勘界议题的考察,但极少有人注意到政治/军事之外的技术/知识维度。这不仅导致了条约研究对地图的一贯忽视,②还部分造成了地图史与政治史的长期脱节:前者聚焦于孤本地图的专业及史料性价值,鲜有分析制图的政治过程与互动机制;③后者对地图的涉及仅限于“图说史话”,缺乏对勘测、划界、立碑以及界务管理的知识学梳理,进而漠视技术实践与政治划界之间的关联。④事实上,17世纪以后近代地图作为宣示主权、领土谈判与殖民扩张的一部分,已然从传统的艺术、文化及历史领域转入国家治理之中。⑤勘界制图活动不仅形塑了线性匀质的空间意识与领土观念,还缔造出一种意象性、图示型的“国家感”。相应地,传统的疆域认知逐渐被地图上的“线条边界”理念所取代,这在更大范围内呼应了一场政治领域的知识学革命——即以专业团体和技术实践为依托,基于科学原则与理性主义的国家利益所形成的治理安排及其制度规则。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称此为17—18世纪的“法国体系”,⑥这不仅是由于这种新型外交孕育于法国,还因为波旁王朝统治之下科学与政治高度结合,新兴的数理、统计与几何测绘成为国家权力的“技术”。在制图领域,中央政府不仅收集汇编现有地图,还通过皇家科学院这样专业化的学术机构直接介入知识的生产,组织全国性的地理调查与制图计划。⑦对应在外交领域,领土谈判、边界划分与联合勘界等活动中,地图测绘逐渐成为一种“规定动作”,分段谈判与专业制图促成了“边界”的诞生。这一模式源于欧洲而影响全世界,为解读现代国家提供了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进路。而要探究这种边界机制的历史起源,思考技术生产所带来的政治变迁,我们仍需回到17—18世纪的西欧,把视线聚焦到地图在欧洲外交中的“高光”时刻。

      战争的“剧场”

      1659年7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从枫丹白露宫出发,南下至西南城市波尔多,随后向东南方向经图卢兹巡视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其后,国王向南部边境城市巴约讷(Bayonne)出发,在圣让—德—吕兹(Saint-Jean-de-Luz)举行他与西班牙公主玛丽·特蕾莎(Marie-Thérèse)的大婚。在婚礼的举办地——法西交界处毕达索阿(Bidasso)河道中心的费桑岛(le des Faisans)上,两国同步进行了领土谈判,签署了《比利牛斯条约》,第一次划定了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法理分界。这一事件在地图史的解读中极具象征意义。有证据表明,当时的公众已经通过地图来观察这个小岛上所发生的一切,一份小册子记录说:岛构成了法兰西与西班牙之间的“界限”(borne),而地图则像“剧场”一样,忠实地还原了这一现场的景象。⑧

      借助地图来查看地形与疆界,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逐渐成为一种风尚,这与军事上的需要具有密切关联。三十年战争中,军队对地图的需求量激增,公众也热衷于通过阅图来了解最新战况,这大大刺激了制图产业的发展。当时,人们谈及“地图”可以用不同的称呼,比如在法语中,有plan、description、représentation、carte、atlas、thétre等。其中,thétre(剧场)就是早期地图出版业常常使用的一个术语,原因很简单,在征战与行军途中,使用地图就像实时“观看”所处的场景一样。所以,早在16世纪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和布格罗(Maurice Bouguereau)等人出版的地图集中,主标题便会使用theatrum/thétre,表示“地图像一座剧场,从中可以看见整个世界”。⑨17世纪欧洲战事更加频繁,反映前线的地图及地图集都会署名“战争的剧场”(theatrum belli/thétre de la guerre)。它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战争发生的地理空间;二是图像再现的、有关战争的时空场景。后者通常是市面上流行的、反映战场形势的地图(如图1)。它们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可以报道最新的战事状况,讲述事件的前后进程,制图者运用线条、图画、符号、文字、色彩等各类元素的组合,将战事呈现为可供观赏的“戏剧”。⑩所以,在此时的欧洲,地图就构成了对前线战事的一种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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