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2)01-0010-1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哲学层面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而要使这一结合得以深入进行，便须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结合得以可能的契合点。由于本体论在全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最为重要的便是须有在本体论层面上两种哲学结合的契合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认为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这种突出人与其周围世界“天地”“赞”“参”互动所构成的“事”的世界视域，可视为一种“事”的本体论；与之相映照，马克思的“人是对象性活动”之命题，亦将人对自然的生产性之“赞”“参”的关系作为其本体论之第一原理。这两项本体论基本命题在直接语义层面的显著相似，启示着我们不能不思考，这其中是否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真正深刻的契合点，并由之而探讨是否可通过两种本体论的比较、互释、汇通而构造出一种深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事”的本体论来。 一、“人是对象性活动”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第一原理 与古代及中世纪哲学以超验的终极存在或最高存在为追问对象不同，现代哲学的主导倾向将目光转向了人，以“人是什么”为其总问题。将目光转向人，追问“人是什么”意味着现代哲学不再沉迷于从神或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看世界，而是开始从作为现实存在的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及自身。这种看问题的眼光被称为人类学立场或视域。如邓晓芒教授所言：“在西方，首次从人类学的立场来研究一切哲学问题的，要算休谟和卢梭。这两个人也是首先推翻了对上帝存在的一切理性证明(本体论的、宇宙论的、目的论的)，而把上帝归结为人的情感需要(道德情感的证明)的人。”[1]当然，只是在康德那里，才明确地提出了系统的人类学哲学的纲领：“哲学领域提出了下列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作什么?(3)我可以期待什么?(4)人是什么?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上说来，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2]不言而喻，康德的全部哲学体系便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这里不难看出，康德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基于人的立场而作出的。人，在康德这里，无论在哪一方面的问题上，相对于绝对的、无限的上帝或自然，其根本特征都是作为受限的存在的有限性，亦即“有对性”。作为有限性的存在物，他自然只能与其限制者共存，从而不可能像古代及中世纪哲学所设想的那样，超越其有限性而达致与其限制者合一之境界。就此而言，康德的哲学革命便不能仅仅理解为对于主体能动性的弘扬，而是必须同时将之理解为对于人的有限性的揭示，因而这种能动性便只能是有限的能动性。但同时，这种有限的能动性却也指明了人类存在的开放性、未完成性，从而亦表明了人的尽管有限但却能够自我创造性生成的可能性。 康德哲学所描述的这种有限的能动性虽然是对人类真实处境的真实揭示，但却与西方思想从古代到中世纪关于人在本质上能够通过理性或信仰而通达绝对者，从而在本质上内含无限性的理解有根本性的不同，因而在康德之后，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论在其进展中便力图超越康德而消除这种有限性。这种超越有限性的消除趋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一种向古代和中世纪思想的回返，它虽然保持了主体的能动性，但却一步步地消除了其有限性，而使之成为无限的、绝对的东西。如此一来，现实中的人的有限的能动性在这种体系中也就被消解了，人在其中成为了“理性的狡计”的玩偶之类的非真正的能动者。费尔巴哈看到了这种无限性主体的唯心主义虚妄性，提出了“人是对象性存在”之命题：“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3]他认为“自我在对象中的实在性，同时也是对象在自我中的实在性”，而“一个实体必须牵涉到的对象，不是别的东西，只是它自己的明显的本质”[4]。这就是说，人作为主体，其本质乃是为其对象所规定的，从而这样的主体便只能是有限的存在物。在此意义上，费尔巴哈的“人是对象性存在”的命题，乃是向康德所揭示的人的有限性亦即对象性原则的复归。 但费尔巴哈的这一向人的有限性的复归是有严重缺陷的，因为它不仅抛弃了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主体的无限能动性，而且也抛弃了康德那里作为主体的人的有限的能动性。这样一来，既然人的本质是为其对象即自然所规定的，那么，作为对象的自然便成为绝对的规定者，而人作为主体则只是服从于自然的被动的衍生物。因此，必须将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的“能动的方面”导入到作为有限的存在物的人的规定中去。这便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人是对象性活动”命题所意谓的事情。这一命题意味着马克思在这里开始了一种本体论上的变革，那就是把人的活动、人与对象的相互作用视为对于人来说最为切近世界存在的方式。马克思接过了费尔巴哈的命题，认为人当然是对象性存在物，但却不是消极地存在于世，而是能动地与对象世界相互作用着的。但这种相互作用并不是人作为某种异于自然世界的超验之物而发生的，而是自然世界内部之事。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它“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5]167。从自然主义方面看，“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这是说，在这个东西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说，它本身对于第三者说来是对象、自然界、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5]167-168。而从人道主义方面看，“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5]96。人的独特性便在于：“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97这就是说，在人的存在方式中，彻底化了的自然主义与彻底化了的人道主义不再矛盾，而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5]97。于是，在马克思看来，人正是通过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而参与到世界自身的生成性发展之中去的。这种对象性活动既是人的能动的活动，同时也是自然或世界自身通过人的活动的发展：“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客观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5]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