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力图通过存在论差异，显化和分析诸轴心文明传统之互鉴及其交流交融的当代境况。众所周知，存在论差异来自海德格尔对“在”之在与“在者”之在的区分。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论差异还内在地拓展为此在与非此在、存在与理念、存在与实体、存在与本体、生存与实在等一系列论域，这在既有研究中已有所展开。在本文看来，存在论差异还有理由向不同文明传统及其存在论论域拓展。海德格尔提出存在论差异问题，本身就意味着西方传统反思和超越自身(包括批判美国模式)，并面向东方文明传统开放的现代思想方向，非西方思想传统有理由“接着说”，并在全球现代性的建构中有所作为。当代多样性人类文明，尤需基于存在论差异意义上的文明互鉴及其交往交融。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资本主义本身已经蕴含着文明冲突及其存在论对立，在晚近几年美国日渐强化中国针对性的冲突性交往模式，大大弱化了不同文明传统的交流与对话，叠加新冠病毒肆虐，更是使人类文明陷入困局。面对这一困局，依然需要展开基于存在论差异的人类多样性文明系统的交流与对话。 关于全球现代性研究，在学术界已有一定基础。一般而言，现代性研究都具有全球化视野，但是，在自觉反思西式现代性的意义上展开全球现代性研究，还是晚近以来的事情。在这方面，印裔学者杜赞奇的《全球现代性的危机》具有代表性①，但此著并未引入存在论的分析，文明比较的视野也不够。笔者曾在《全球化与存在论差异》与《转化之路——生存论续探》中尝试从生存论上展开全球现代性的分析与阐释②。本文则是针对当今全球现代性困局展开的专题性讨论及其深化。 一、存在论差异及其文明比较意义 众所周知，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论差异具体而言即“在”的存在论与“在者”的存在论的差异，核心问题是“在”(Sein)的存在论竟被“在者”(das Seiende)的存在论遮蔽了两千五百年。换句话说，两千五百年由古希腊文明开出的欧洲文明进程，不过是“在”本身被“在者”遮蔽的历史。“在者”的存在论表现为实体性的本体论，这里的“在者”或个体，实是缺乏开放性的个体的自我指涉及其纯个体规定性，“在者”即不可再分且又是一切物的基质的本体，就其自身而言，则不外乎是个体自我本体论，其带有与生俱来的自我同一性，拒绝向存在开放。“在者”的存在论自近代以来越来越表达为个体自我本体论，成为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本体论根基。海德格尔试图通过从本体论转向生存论来破解存在之遮蔽问题。《存在与时间》着力于此在的基础存在论分析(实质就是生存论分析)，其后的努力则转向语言，即“使语言向作为语言的语言”回复，而在其熟悉的文明—语言系统中，则表现为向古希腊语言的溯源。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主要表现为欧洲西方文明古今框架的存在溯源及其回复。但其存在论差异颇值得拓展为不同文明的比较分析。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虽并没有课题性地包含、但却指向于不同文明传统的存在论差异。海德格尔一直在考虑西方传统的转化与开放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对不同存在—语言的回溯性阐释，本身就蕴含着不同文明对世界的领会。实体以及个体自我本体论均无法向存在本身开放。依列维纳斯式的追问，是无法向“他者”开放的，这里的“他者”，在文明比较的意义上就是另一种文明类型。基于实体及个体自我的西式本体论，本身就难以向别的文化传统及其文明类型开放，不仅如此，其还会将异文化或异文明变成异教。也正是基于实体及个体自我本体论建构起了一神论的宗教(基督一神教)，进而形成基于西方自我认同的所谓普遍主义，一开始就堵住了某一种西方文明传统向其它文明类型的开放。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论差异，本身也是针对西方传统，并包含着对西方传统的自我突破。海德格尔有关“哲学终结”的判断讲得明白：“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③这里的哲学，即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柏拉图主义哲学传统，而存在两千五百年之久的西方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实蕴含着西方文明传统的终结。面对这一终结，哲学的任务，一是面向既定的西方文明—语言回复，即展开溯源式的“思”，同时也有理由向诸人类轴心文明及其存在历史聚集。海德格尔断言西方哲学终结，其存在之思即从理论上意味着转向对异文明及其语言之回溯。海德格尔本人的确沉浸于存在历史并在其熟悉的西方语言—人文系统中展开解释学循环，但其同样承认并且惊异于从其它文明及其语言系统开掘出生存论资源，海德格尔特别希望在诸伟大文明—语言之开端处逗留。不过，即使如此，认同日耳曼传统的海德格尔对于特别发展了传统实体论及其个体自我本体论的英美自由主义及其经验主义是不以为然的，这种从日耳曼传统变异出去的传统，不在海德格尔的文明—语言及其存在历史之列，海德格尔也明确批评“美国模式”，其存在历史特别指向东方文明—语言。在其与日本学者的对话中，日本学者提到当年海德格尔的抱怨：“何以日本人不去沉思我们自己的思想所具有的令人敬畏的开端，而总是愈来愈骛奇，去追逐时下最新的欧洲哲学思潮。”④从上下文看，海德格尔完全同意这一判断。实际上，海德格尔自己开启的生存论转向，即包含着对西方实体性的存在论的破解，以及促使东方非实体性的存在论的出场，海德格尔对梵文、老庄乃至于日本语言的重视，即确证了这一判断⑤。海德格尔将古希腊的存在(einai)还原为梵文，以突显存在的自然性质。当然，海德格尔之重视梵语并不奇怪。向梵语回复，乃欧洲文明—语言确证自身文化自信的惯常做法。不过，海德格尔对老子的重视的确显示其对非西方文明—语言传统的欣赏与好奇。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问题，不只是“在者”与“在”的区分，若将存在把握为“有”，就必然关涉到“有无之别”以及由此触及的对包括老子以及佛学两大东方“无”的传统的解释与领会。困扰海德格尔本人的一个问题，即何以西方式的“无”无法生出“有”来，于是海德格尔也特别欣赏老子“无中生有”的智慧，并表达为自觉地面向东方智慧的存在历史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