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1)06-0026-09 劳动幸福理论自问世起就遭到学术界的各种诘难甚至批判。这些诘难大抵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质疑思想文本的合法性，即把马克思的劳动思想解读为一种劳动幸福理论是否恰当?其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原生态还原还是非法改造?是否有充足的文本依据?二是质疑概念逻辑的合法性。这种观点认为，“劳动幸福”是对“劳动”与“幸福”两个概念的简单拼接，其包含内在的逻辑悖论，而所谓“劳动幸福权”也沦为一个不能成立的伪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诘难反映出当代人对劳动概念的误解至深。为此，我们有必要从马克思劳动思想的存在论视域澄清劳动幸福理论的逻辑前提，对其立论基础和概念内涵进行界定、辨析，以回应这些争议，并求教于学界。 一、劳动创造人：劳动幸福概念成立的前提条件 “劳动幸福是以‘劳动创造人’为逻辑大前提而推论出来的必然结论。”[1]正是基于“劳动创造人”这个大前提，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以及由此建构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方才成立。但在一般人看来，劳动只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或只是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生活资料的工具性活动。但这种唯物主义的解释，远远不足以彰显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这就需要从唯物主义推向更为深刻的人本主义阐释范式，即反过来从人本身去认识劳动活动。在此意义上，劳动创造人意味着劳动是人的来源，是使人成为人的本质性活动。所以劳动成为解释人的起源的一把钥匙。一般来说，生物进化论和哲学存在论是马克思主义论证劳动创造人的两种基本路向。我们虽然曾专门撰文对劳动创造人这个命题进行过论述，但未将这两个阐释方式进行过严格区分。因为这两种论证方式使得劳动创造人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是从普遍进化意义上促进类人猿进化为人类，使人成为自然生物意义上的人。二是从个体发展意义上确证人的类本质，使人成为具有属人属性的人，即社会意义上的人。 恩格斯是生物进化论解释范式的首倡者，“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这一重要命题也是其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作为《自然辩证法》的一部分，恩格斯试图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即人身上，以此来解释劳动与人的关系。在生物进化意义上，劳动给予了人之为人的特殊的生命存在及其方式，是对人作为高等生物的证明和确认。恩格斯因此从人的客观维度把劳动解释为作为自然存在者的人的根据，这体现在人身体的演化、语言的发生、脑的发育等各个方面。恩格斯指出，直立行走是猿类过渡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尽管直立行走也会偶尔发生在类人猿身上，但类人猿一般只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会如此，例如为了应对某种极端的自然现象。而人不同，人从成为人那一刻起就自觉地以直立行走的形态活动着。但促使人获得直立行走的步态并非自然因素，而是人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而进行的劳动把手和脚区分开来了。不同的分工让人的手、脚分别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进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手变得自由了。手的自由意味着人能够不断掌握新的劳动技能，并且可以把劳动中获得的自由灵活性以遗传的方式代代相传，并在适应新的动作的过程中不断进化。在这个意义上，“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3]。 不仅是手、脚，就连人的语言也是劳动创造的。恩格斯认为，语言一开始就是人类在劳动分工和协作过程中为了满足需要而产生的。“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劳动的发展使相互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4]可见，语言是人独特的存在方式，语言证明了人类是不同于其他低等动物、植物等的自然存在物。从信息交流的意义上讲，动物似乎也有“语言”。但动物的“语言”也仅仅限定在满足其本能的生存需要的范围，其抽象性、复杂性和独立性远远不能与人类的语言相比较。不仅如此，人的语言和劳动的发展又推动了猿脑向人脑的过渡，语言的形成和脑的发育使得人的听觉器官和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脑和为它服务的器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5]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毫无疑问也离不开人脑的成熟以及手脚等器官的发育。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在劳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也是造成人和动物的差别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 把人与动物本质性地区别开来的，不仅仅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器官，更重要的是人的劳动的“目的性”。动物所采取的本能行动以及所进行的自然活动都是直接性质的，而不是一种自觉行为的结果。动物在进行某项活动如消灭植物时，它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人却不一样。“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6]这个目的性、计划性尤其体现在，人不是仅仅利用自然界并使其发生简单的变化，而是通过改变自然界来为人类自己服务，甚至通过劳动来控制自然界。在自然界面前，动物显然还是处于受动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主动性、能动性，而人不同，在几十万年的进化中，人拥有了动物所没有的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独特能力。“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7]这表明恩格斯已经不满足于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来论证劳动创造人的重大价值和意义，而是同时综合了拉马克式的“目的论”进化思想，即是说，一切生物的进化并不是达尔文式的随机的、不定向的自然选择的结果[8]，而是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目的相关，正是这种需求促进了某项功能进化的完成。“某个部分实属必要的新需求的形成确实促成了该部分的存在，这种存在正是为了满足新需求而努力的结果。”[9]这种从纯粹的客观性、自然性即非目的论转向主体性、社会性的目的论论证范式，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就是从人的活动的“目的性”来论证建筑师的劳动相对于蜜蜂建筑蜂房活动的优越性、独特性。“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0]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优越于动物，是因为人能够独立于自己的活动，让“劳动过程”在其现实展开之前就以表象、观念的形式存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