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93页)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极富创造性、创新性的理论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从世界文明形态看是中华文明的新形态，从现代化形态看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新形态，从文化形态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从人的形态看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形态。(参见颜晓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在中西、古今比较的张力中更新了人类对“人”的理解。这种新形态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又是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更是避免了西方现代性弊端的。(参见王立胜) 一、反思西方现代文明 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数千年的历史，诸多人类族群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而在此前数百年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西方的现代文明，它在物质维度诞生于近代工业革命，在文化维度诞生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相对于神本主义的中世纪来说，它让人类建立起人本主义的精神，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蓬勃发展。它的这种成就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人类生活样态和社会运作模式。也就是说，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个人一定程度上也被构建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一种“神话”。二是形成了以理性思维为人类根本特性的人类思维模式，强调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宰意义。三是形成了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和现代科层制的行政体系。这使得现代政治和社会运行的形态较之古典时代发生了根本转变，普通民众获得了较强的政治参与度和社会主动性。 然而，当启蒙运动的“红利”逐渐消耗殆尽之后，它巨大成就下的阴影开始笼罩人类的生活。同时由于与启蒙运动相伴随的近代工业革命释放出了强大的生产力和科技创造力，因而其造就的阴影更加可怕、更加深暗。(1)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人类生活样态使得每个个体成为了孤零零的原子式存在。(参见刘擎，第25-27页)一方面，人本主义的“祛魅”解除了人类此前不得不负担的神灵的重压，但同时人生命中的神圣性、英雄性维度也逐渐丧失，人成为仅仅为自我乃至仅仅为当下这个自我的存在，于是类似“小确幸”的人生追求成为时下不少人的生活标准，他们不愿再为一些高尚的价值、长久的目标而奋斗。另一方面，个人在启蒙运动后成为社会运转的核心，于是社群的意义逐渐失落，尤其是家的意义不断减弱，这造成了原子化个体的彻底孤单。现代人生活在数量无限的陌生人构成的社会中，看似具有丰富的公共领域生活，却恰恰忽视了对个人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家庭生活。这种私人领域生活的缺失与不足，实际上造成了我们从幼年开始就无法习得恰当的与他者相处之道，由此在成年后也无法真正过上优良的公共领域生活。(2)理性的胜利带来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工具理性和“经济人”理念却让人类陷入坚固的“铁笼”中。(参见泰勒，第143-145页)现代文明的经济发展总量已经远远超越了此前数个世纪的总和，但是这种堪称伟大的成就把经济领域的利益至上和效率崇拜，无限扩大到一切生活中。应当说，能够以“经济人”的身份来看待人进而运用工具理性来筹划经济生产、物质生活并实现人更好的物质生活状态，这是现代人物质生存状况逐渐变好的重要原因。但是，当人类不再以美德、公益、神圣等作为更高尚、更长远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行为与追求，这就陷入了人类为自己划定的“铁笼”中——让“经济人”成为了自己的唯一属性、让工具理性成为了自己的唯一思维样态。(3)现代民主制度和科层制度令平民社会的曙光呈现，令人类政治运行的文明度得到提升，但民主制度中的盲目性因素和科层制的僵化性发展也令现代政治出现柔性专制主义的倾向，从而违背了民主制度所应遵循的“以民为本”精神。科层制的僵化问题使得西方政治的行政运行能力日渐降低，而僵化背后的阶层固化令西方当前的教育日渐精英化并偏离了现代教育的宗旨。民主制度的盲目性既使西方目前在面对重大政治问题上表现出进退失据的情形，又令“政治正确”成为了阻隔普通民众实现真实诉求的天堑鸿沟。(参见麦金太尔，第109-110页)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下，西方现代文明表现出诸种难以克服的顽疾。(1)技术至上主义。①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更新与革命，但这也造成了人类的自我膨胀，尤其是对理性的迷信和对效率的崇拜，科学技术具有了“至高无上”的价值。科技的价值因人而产生，当我们以科技本身为至上价值后，反过来令科技成为了人类的控制者。一定意义上，“低头族”反映了人类普遍臣服于智能手机背后的科技，大数据的社会性管理令人类近现代以来的“自由”价值追求变得未来堪忧，至于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对人的柔性专制、尊严伤害、反制人类等更是目前学界讨论的热点。(2)世俗主义的观念。当神圣性的观念渐次消散后，人类进入了世俗性的生存中，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自人诞生以来人类真实面对自我的最重要契机。面对这种情形，人类形成了一种“本真性的伦理”，即以自我实现作为人的生活追求与道德目标。(参见泰勒，第53-58页)然而西方现代文明对何谓“本真性”即到底“何谓人”的理解出现了巨大偏差。他们将人理解成原子化的个体，人越来越自我中心和“自恋”，进而陷入相对主义、主观主义乃至精致利己主义，变得不再具有真正的生活创造性和人生完整性，一些人甚至自主性地沦落为“娱乐至死的动物”。(3)虚无主义的死结。从尼采宣称“重估一切价值”和“上帝死了”之后，人类就面临着一个根本性问题：人在现代社会中，到底应当怎样生活?迄今为止，西方现代文明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诸种努力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尝试，都未能系统给出对虚无主义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西方现代文明始终无法给予现代人以安顿，反而令现代人在西方现代文明的阴影下越陷越深。(参见沃森，第2-7页) 综上所述，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问题在于对人的理解出现了重大偏差：当它以绝对的个体作为社会运转和政治运行的基石时，这一现代的“神话”既释放出强大生命力、创造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诸种辉煌，也带来了巨大的黑暗——对社群意义的遮蔽、对道德价值的无力、对人类命运的惶惑。面对这种情形，人类需要从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中探寻可资凭借的资源，让人类找到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的理解 相对于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的绝对个体性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将人理解为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群性的存在，从而让人的生活尽可能在两者间保持张力性的平衡。 孔子指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人是离不开社群而独立存在的，必然生存在社群当中。这种社群是人与人结成的人伦性的社群，不是动物性的社群。在孔子的社群理念中，人伦是社群形成的原因，道德是社群运作的原则，和谐是社群理想的状态。因此他指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人们群居在一起，应当以德义为行动准则，而不可以利益为原则，否则这一社群将是难以持续的。在这样一种对人与社群关系的理解下，孔子认为个体一方面有其个体性，且这种个体性需要得到发挥；另一方面应当是具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个体，因为只有这样他的个体性才能具有真正的现实性以及更普遍意义的个体性。孔子的这种理解将个体与他者乃至社群融合为一。孔子指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外在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自己的能力提升、人格养成等。由此，他将个体的主体性予以突出：个体的价值与意义不在于外在的地位、财富、势力等，而就在于个体本身。②那么个体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在哪里呢?孔子认为就在于人的自主性。这又包含两方面：我为自己的意识与行为作决定，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因此人不应当怨天尤人，而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人虽然都具有一定自主性，但常不能理解真正的自主性何在；只有真正理解了自主性的个体才能真正发挥自主性。同时，自主性的发挥并不意味着对社群的背离，而是恰恰在社群中实现个体性。个体的自作决定、自担责任是在与社群之他者的交往中实现的。个体与他者的交往原则有二：一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二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前者意味着人在社群生活中能够以真正的自主性来把握自己行为的界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使自己能坚守底线、不伤害他人；后者意味着人在社群生活中能以真正的自主性来“自作主宰”进行道德实践，“自觉地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李存山，第194页)，从而将自身的价值予以最大程度的实现——使他者和自己一样都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可以说，这两种一消极、一积极的行为准则一方面将个体的自主性完全呈现与实现出来，另一方面将个体与他者的关系予以和谐化处理，使个体与社群取得融合。可见，孔子对人的理解是在人伦性中的主体性存在：人生活在社群中，但社群并不是压迫个体的，个体的真正自主性的实现必须在社群中完成。这样一种群己关系平衡论的对人之理解，是由孔子开始后儒家普遍坚持的一种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