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场境存在论与关系意识论中的市民社会话语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论著。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文献情况和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我在《回到马克思》第1卷中已经有过比较详细的讨论①。在此，我们主要围绕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问题，特别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特殊的市民社会”(以下称为“市民社会Ⅳ”)话语构序场境，追述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中的变化与发展。这里我将首次利用日本学者广松涉的文献版来完成这一讨论。

       一、社会关系场境中的市民社会Ⅳ

       我们先来看一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市民社会Ⅳ的特设理论定位。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被简单地等同于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似乎这是一个可见的社会刚性结构。这完全是一种误认。实际上，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讨论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作为特定的市民社会Ⅳ，恰恰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复杂的场境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关联在一起的。不认真梳理被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弱化的场境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就不可能真正入境于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出场的市民社会Ⅳ的话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集中阐释他们刚刚创立的新世界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可是，我们却意外地看到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r 的出场。并且，这个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并不是直接等同于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资产阶级社会，而是特指一个经济的社会赋型(formating)中社会关系的基础。这就是我们前面遭遇过的隐现状态中的市民社会Ⅳ的构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主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三次专门讨论了这个特殊构序中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第一处，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关于市民社会Ⅳ最重要的讨论，是在主手稿第19页上。马克思、恩格斯说，“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Produktionskrfte)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Verkehrsform)，就是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②。能感觉得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已经彻底抛弃了过去所有使用过的哲学话语，不仅人的类本质、异化和外化一类人本主义的思辨话语被搁置了，定在、对象化、扬弃甚至实践活动这样的普通哲学概念也大多悄悄地隐匿起来，历史唯物主义采用了历史性的物质生产-生产力-交往关系-生产方式的生产话语。这是一种全新的哲学方法论。这其中，当然有《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应该指出，相对于《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试图“跳出经济学”的人学现象学批判构式来说，这里，他和恩格斯恰恰是重新回到经济学-历史学(等于历史经验实事)的客观逻辑构式。其中，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式起点的物质生产，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指认的客观实践活动中最基始性的层面，这当然是熟知的直观对象物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③，在非物像批判第一层面中从对象物到物相化“活动”的消解。生产力这一特殊的概念，用今天的科学话语来讲，就是人通过有目的的生产劳动塑形和构序外部先在自然世界的对象性活动的历史性的功能水平，它是创制社会历史负熵的根本力量；而非物像透视第一层级中从“活动”到关系场境存在的转换，则表现为标识物相化生产力水平的筑模(modeling)方式，即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和主体际关系历史赋型和构式的生产方式。处于活动中的生产、非直观的主体性爱多斯(eidos)物相化生产构序水平和怎样生产的关系赋型方式，这些全新的来自经济学和舒尔茨“国势学”④的话语构序场境，使得我们熟悉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立刻处于一种新的十分陌生的场境存在论的理论构式之中。这当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全新的历史认识论的前提。由此开始，我们认知自然物质存在，不再只停留在非历史的感性直观之上，而会关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物质生产有限改变或根本构序和塑形自然的历史结果上；我们观察社会生活也不会停留在作为物像塑形图景中Bekannt(熟知的东西)的到场对象物和人的肉身状态上，而会是关注着人在特定历史时间性上的“怎样生产”所构成社会定在的历史性关系赋型的场境本质上。这是透视出不在场的在场性。进入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的构境，消解常识经验中物象第一层级的这两个物相化重要方面是前提性的入境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对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理解，有缘起于亚里士多德的等同于资产阶级政治共同体的市民社会Ⅰ，也有斯密-黑格尔语境中的资产阶级经济交换体系的市民社会Ⅱ、黑格尔所超越的作为经济必然王国的市民社会Ⅲ，以及马克思已经明确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然而，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怎么与“一切历史阶段”中的非直观的生产力和交往关系联结起来，并成为一种普适性的现象，这的确是令人费解的。在这段表述后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说：

       从前面已经可以得知，这个市民社会〈在……之上〉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详尽的定义已经在前面的叙述中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wahre Heerd & Schauplatzaller Geschichteist)，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wirklichen Verhltnisse)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首领-国家行为(Haupt-& Staatsaktionen)的历史观何等〈错误〉荒谬。⑤

       显然，在理解市民社会话语运行上，这是一段无法直接入境的表述。因为，这里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当然不是资产阶级社会。从我们上面已经充分讨论过的十分复杂的市民社会话语构序场境Ⅰ—Ⅲ的历史构境中，怎么也不会知道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为什么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它竟然又是以“部落制度”作为前提。无论从史实的层面还是话语运行的角度，似乎都难以说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段突然提及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讨论还原到文本的特定构序语境中去。第一，我们从这一表述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这一话语运行的具体针对焦点，是过去那种总是从帝王将相和国家政治关系出发去观察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历史观中面对一定社会的观察点，则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决定了政治活动的“现实关系”赋型。这说明，从社会物相化的构序关系场境存在去透视一定的社会赋型质性，已经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视位。后来，日本学者广松涉深刻地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关系第一性”⑥。第二，在这里，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还不知道在“部落制度”之前会存在一个没有阶级和政治活动的原始部族生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所以，这里的“全部历史”显然是“所有制社会”的历史发展。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对这一文本进行修改的话，他们也一定会加上《共产党宣言》再版时的那种特殊性的注释。第三，这里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当然也是历史发生的，它是在部落制度的那种家庭关系基础之上历史性生成、在更复杂的生产构序活动中发生的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形式。以后，马克思将其更准确地表述为生产关系，以及作为生产关系总体构式的结构性基础。人类社会历史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之上，会塑形和构序出特有的交往形式，而这种作为社会物相化结果的交往形式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它为什么会是本身有复杂历史含义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所想的事情，并非定义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属性，而是试图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说明全部经济的社会赋型中政治生活和观念生活的直接基础。也就是说，这里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已经脱型于自身的话语运行历史语境，隐喻式地突显了一个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一定的社会交往形式是整个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基础。这是市民社会Ⅳ的基本构境意向，只是它在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丰厚学术积淀之后变得更加复杂了。需要加以限定的方面是，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将这个市民社会Ⅳ视作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原则，但其话语构序中的“政治制度”和“观念意识形态”的质性，就已经使之具有了特设构序的历史特征，因为，以后他们将发现，在根本不存在政治制度和观念意识形态的原始部族生活中，不存在这种特定的交往关系。这也是后来传统哲学解释构架中，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错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社会基本矛盾”的缘起。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法律以及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只是经济的社会赋型中存在的历史性现象。后来，在马克思1847年的《致安年柯夫的信》和1859年写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都重申了这一市民社会Ⅳ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