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22)02-0137-12 1879年11月朝鲜太师李裕元(1814-1888年)来函咨请清廷礼部：派人前往中国学习近代军工技术。②1880年10月中国同意朝鲜之请，决定接收38名留学生，入天津机器制造局(津局)学习。③这是中朝关系史上首次“外藩派人来华习武”，堪称破例之举。④1882年1月25日，留学生抵达天津开始学习，及至11月26日撤退回国。迄今为止，学界有关该问题的研究，多以专题论文为主，亦散见于近代中朝关系史专著。传统观点认为，此举为中国劝说朝鲜实施开国政策的重要环节，但留学并未收到预期效果。据笔者考察，学界的研究尚停于表面层次的探讨，对诸如学习时期、课程内容、学习成绩、回国原因及经费等问题尚未澄清；对军工留学之特点、中朝两国合作之经纬及留学生回国后的情况，少有涉及；特别是对此举在朝鲜近代化和近代中朝关系史上的作用与意义，缺乏充足认识。⑤事实上，留学生来华学习，自朝鲜提出请求，后经中朝两国筹议、实施至结束，前后历时四年有余。其背景、经过与成效，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含义，远非学界理解的那样简单，仅以“成功”或“失败”论断。 笔者认为，此举是朝鲜遭遇边疆与政治双重危机时，中朝两国为改变朝鲜落后军备状况、培养近代军工技术人才，通力合作的一次有效尝试。它在朝鲜近代化和甲午战前中朝宗藩关系史上，意义深远。表面看来，留学生未能学到精湛技术，但是在特定时空下，两国合力实施此举，其意义已经超出“军工留学”本身。 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国际形势与中朝制定武备强军战略之关系这一视域出发，以1879-1883年为考察时段，借鉴先学成果，对该问题做进一步梳理和探究，以期展现来华留学生之全貌，揭示该时期中朝宗藩关系的具体实态，深化对19世纪80年代初期中朝宗藩关系的理解与研究。 一、“隐士国”危机与中朝命运共同体 被西方称为“隐士国”的朝鲜，自1860至19世纪70年代以来，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和政治的双重危机。美法日俄接连对其沿海和陆地边境进行武力侵犯；⑥传统中朝宗藩关系受到日本的公然否定和朝鲜内部摆脱“事大”派系的挑战。特别是《江华条约》的签订以及日本吞灭琉球、俄国势力南下等一系列危机，不但威胁着朝鲜的领土安全、清朝的江山社稷，同时加深了两国的危机意识。正如朝鲜领选使金允植⑦所述：“日本派使乘兵船入江，江华要约不得已许之。俄罗斯廓其疆土至于海参崴，屯兵开港，与我国边疆只隔一水，如虎豹之在旁。时安南、缅甸、琉球次第消弱至于灭亡，我国犹未知也。”⑧北洋大臣李鸿章告诫：“俄人所据之海参崴、绥芬河、图们江各境，皆与朝鲜东北接壤。……若吞并朝鲜，即拊我东三省之背，使中国岌岌不能自安。”⑨“隐士国”之危，将中朝两国命运捆绑在一起，李鸿章屡次致书朝鲜，开陈利害，强调“中东两国须加意亲密，随机暗帮，如一室无间，则亦可以御外人之侮”。⑩朝鲜深知中朝“水陆相接，朝鲜为东三省藩蔽，清国视同内服，故与先事设法，俾不蹈三国之辙”。(11)面对危机，中朝两国积极筹划武备强军之策，希望通过学习制造近代兵器和组建近代军队等措施(12)，改变朝鲜军备落后状况、增强防御能力。1879年朝鲜国王筹议派遣留学生赴华学习之举，便是应对危机情势的举措。李鸿章对此给与充分肯定，期待朝鲜“于数年内力扩新机，整军经武，保卫东隅”，正所谓“朝鲜与我国实有唇齿相依之势，不能无休戚相关之情”，“若能如此，乃是中国之幸也”。(13)“隐士国”之危，也促成中朝两国自觉维护传统宗藩关系的互动，中国向世界重申“朝鲜为中国属邦”之立场；朝鲜一方面对日表明“小邦之于上国为属国，天下之所知也”(14)，另一方面向中国陈述维护宗藩关系是朝鲜国家安危之根本。中国要“固我藩篱”，朝鲜欲“获藩屏之固”。 在互动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中国要求朝鲜自强自立。1879年8月26日，李鸿章致李裕元信函(15)，以日本侵吞之念，俄国南下之急为背景，告诫“日本广聘西人，教练水陆兵法，其船炮之坚利，虽万不逮西人，恐贵国尚难与相敌”，贵国“似宜及此时密修武备，筹饷练兵，慎固封守”。(16)1880年10月，李鸿章与朝鲜赍咨官卞元圭进行笔谈，在眷顾属邦的同时，再次阐述此观点，他说：“中国陆军尚可自立，水师仿造兵轮船多只，仅能自护口岸，剿办土寇，或与他小邦角胜。……本大臣北洋辖境与贵邦海岸毗连，谊若一家，本无畛域。现今力量万难兼营”，朝鲜惟“亟图练兵、制器自强之策”才是救国良策。(17)其二，朝鲜谋求自强自立。国王拟“拣选明干人员在天津等处学习军器武备”；(18)金允植也指出：“我国泰平数百年，民不见兵，安常守旧，恬嬉成习。此事势之固然者，在往日无事则可”，但是“方今宇内气运大变，异域殊类，海经之所不著，王会之所不图者，其种不一。各治兵驶船，合纵连横，以其兵力相雄，以其法律相持，弥满天下”，幸有我国“殿下为是之忧，奋发有为，思惟御侮，必先练兵，宜资利器。故广选工徒，远赴天津，冀或制造之用”。(19)共同的认知，促进了两国合力举办留学生来华学习事业。(20) 二、合力筹备：制定学习方案、规章制度、入华纪律 1880年10月，清政府接到李鸿章建议接受朝鲜之请的奏章，即钦定其“详审其意，一并妥筹迅奏”；同时告知朝鲜，中国将助其练兵、学艺、购器诸事。(21)由此，两国开始进入派遣与接收的准备阶段，其经过主要有： 1.引导朝鲜官员参观津局，确定学习方式。1880年10月7日，李鸿章上奏《妥筹朝鲜武备折》(22)，详陈津局各厂情况，鉴于朝鲜“匠工言语不通，来局之后应如何设法教导”等实际问题，请礼部选派翻译，伴送该国赍咨官卞元圭到津参观考察、商谈具体事宜。9日朝廷派翻译随卞元圭赴津，命李鸿章俟该员到后，“询问一切情形，再行奏明办理”。(23)19日卞元圭抵津，李鸿章指派津海关道郑藻如、永定河道游智开、办理机器军械各局候补道许其光、刘含芳等接待、会谈，又派专人引导参观津局各厂、水师学堂等设施。25日卞元圭拜见李鸿章，转达国王“怵于外侮迫不及待之情”与倚中国“声援切求保护之意”和“来学往教”的请求。(24)鉴于朝鲜既无机器匠工，又无现成枪炮，李鸿章认为“派人往教，断难获益”，提出“先由该国挑选匠工来厂学习，并选聪颖子弟来津分入水雷，电报各学堂，俾研西法”(25)，待“粗得门径之后，器匠同归”，中国再派人前往朝鲜继续教授。此次谈话，明确了先“来学而后往教”的学习方式。(26)因此，考察来华留学生的历史，“往教”应列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