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21)04-0058-16 其愿领照者，只寥寥老商数家，而无本之牙贩，闻职道创建此议，恐不便其搀杂作伪之私，蜚语烦言，互相腾谤，有议来年移徙浙境者，有议买通洋侩，挂洋旂者，有欲与通晓茶务之老商为难者。人心险诡，一至于此，可为太息……职道扶病远来，其时目击情形，方恐本年税饷，骤形减色，尸居素食，悚闷良深。① 上述引文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久官江南的程雨亭奉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疏请赴皖南整饬茶务就整饬过程中遭遇困阻的一段禀文，意在引起刘氏对日益严重的徽茶外销“问题”的关切。 禀文所言“搀杂作伪”“挂洋旂”以及“税饷”系近代徽茶外销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与传统“按引征课”相比，晚清外销徽茶税征最为显著的特点即除按引缴课外，尚需交纳高于引课数倍的捐、厘及其它公费。因军饷、赔款、解饷、协饷及新政等开支浩繁，地方官宪始终觊觎徽茶茶捐厘税。当国际市场对华茶需求经历“运销竞争”至“压价勒索”的巨大转变之际，徽州茶税征收却未能及时调适，以贩私逃避厘捐、作伪博取利润成为部分徽州茶商的“迫不得已”之举。由此观之，禀文所言的三项即以“税饷”为中心，徽茶外销过程中衍生的两面“问题”。 对于徽州茶商而言，捐资公益、宗族事项及会馆建设并不鲜见，然而官方主导输捐请奖则兼具新旧杂糅的性质；抽厘则是全新事物，至少在“按引征课”时代，缴纳正项引银后，未有厘金之说。对于地方官宪而言，茶叶贩私与作伪并不陌生，不过，除间道贩私和杂以柳叶等方式外，时常伴随易引为票，掺和熟石膏、滑石粉作阴光等新的形式出现，使得后续整治面临中外交涉和技术需求等诸多复杂因素，加之饷需纠葛，晚清徽茶外销“问题”整治困境重重。在此过程中，围绕着茶捐厘税的征收、争夺、呼裁以及贩私与作伪治理，引发了利益群体间关系的调适。 晚清茶叶研究主线之一即茶叶外销逐渐式微(包括徽茶)，其核心侧重于对国际茶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冲击等因素分析，兼及茶税过重等探讨。②近年研究主要通过剖析近代徽州茶商在经营地域、方式和理念及金融资本等方面的变化，发现徽州茶商并未全然式微，反而已具近代新式商人的某些特征，是徽商蜕变与新生，更是其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③马勇虎则尝试将茶商利用“过塘行”“报关行”等服务机构减轻运输成本后的运输成本纳入其总体成本中予以综合比对，结果显示，囿于捐厘过重，运输成本依然是茶叶成本的构成主体。④ 最新研究揭示晚清徽州茶商有迈向近代的表征，但因捐厘税重，徽州茶商在转型之际历经“阵痛”。本文以近代徽茶外销为例，结合晚清茶税征收沿革历程，以探讨茶商贩私、作伪不断勃兴且难以整治的内在成因机制以及茶商与群体间的利益纠葛。循此路径，拙文以晚清徽州茶商易引为票茶叶贩私入手，剖析近代不公双轨税制为其贩私提供的制度空间及官方应对举措；继而转向探讨开源节流策略提出后，徽州茶商力争保捐的理智应对和利益纠葛背后的关系融调；最后考察因内外困境扭结，呼裁捐厘无果，徽茶作伪整治背后的症结所在。 一、易引为票：双轨税制下的徽茶贩私 “引”是官方颁予茶商贩运茶叶并据以课征的凭证，清“因之”，⑤“票”又称三联单，指《天津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给予洋商赴长江开埠口岸缴子口半税贩运货物，沿途免抽捐厘的凭证。初始，中外茶商各据“引”“票”缴税贩茶，互无关涉，但至迟在咸丰末年徽州茶商已“挂洋旗”(主要为易引为票)贩私，经同治初的加速推进，至同光之交发展为外销运营过程中一个焦点问题，而易引为票贩私的加速扩张有着国际市场运销竞争、军兴环境的时代背景。 一方面，运销竞争推动华茶出口额的迅速增加，引发“不法”商人为牟利而不择手段。18世纪后半期，以英国为例，煮茶由“非富即贵”转为“庶户翁妪”。⑥此后，国际市场经历一场持续的华茶运销竞争，竞争主要在英美茶商间存续。⑦在英国，随着1833年6月东印度公司垄断特权的取消，竞争更趋激烈，1834年较1833年采购额度激增40％。⑧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英商每年由中国输出茶叶约34797600-49457250镑不等，⑨同期美商也保持在3801000-36723000镑左右。⑩在此背景下，竞争迅即波及徽茶，既致徽茶采摘、焙制的加速，又引起运销体制的部分更张，从而迫使“不法”茶商渐次易引为票以贩私。 另一方面，军兴对部分徽州茶商形成冲击。何炳棣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徽州是创伤“最严重”地方之一，(11)曹树基估算人口损约60％；(12)因寇氛不竭，财尽物亡自然不可避免，(13)店铺“东避西迁”，或“焚掠一空”。(14)茶商亦未能幸免，譬如，光绪《婺源县志》录有十数位婺源茶商因此耗尽资财、室庐遭毁；(15)又如，咸丰十年(1860)中秋后不久，歙县茶商毕体仁历经兵燹，避匿浙江数月，茶行损约“三百千文”并错失次年度业茶绝佳时机；(16)更严峻的是，如歙县南乡北岸慎德堂吴绍鋕、吴绍锡兄弟长期卜居外地业茶，兵燹返闾，偏逢瘟疫、兵燹交侵，“溘然逝矣”，终遭不幸，等等。(17)由此可见，因茶叶“投机”危险系数增加，走私当属意料之中，尽管战争方殷，“商人则出入锋镝之间，悍然不顾。”(18)素有“留学生之父”美誉的容闳因夙愿未竟，后受某洋行委任赴太平县采办茶叶，“得绿茶六万五千箱”。(19)华洋茶商勾结运销徽茶亦时有发生，据夏燮观察，咸丰十年九月，英法换约伊始，宝顺洋行即欲赴婺源、屯溪等地置茶；怡和洋行无海关凭照，竟于江西义宁租栈购茶；宝顺、琼记、旗昌等亦紧随其后，而茶源则来自徽州茶商等“影射偷漏”。(20)再如，胡晋柱，字国卿，号介夫，绩溪人，著有《介夫年谱》。据年谱载，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胡氏闻讣(按：父死)回里奔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