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耕，即过界耕作，是指一国边境地区的居民耕种位于另一国边境地区的土地。①过耕是中缅边境长期存在的现象，在云南一些边境县一度“逐渐成为界务管理的一项主要工作”。②1960年，中国与缅甸签订边界条约，表示过耕关系不利于领土主权、边境治理与边民和睦，原计划在三年内消除过耕现象，③不过进入21世纪仍未能实现。④中国与邻国漫长的陆地边界线上，过耕问题有着不同的形成过程与地缘特征，以中缅边境而论，历史上争地现象往往是地方或土司之间的事务，严格意义上的过耕问题出现在清末滇缅分界之后，⑤源于英国殖民缅甸、侵占中国边境。民国时期，过耕问题一直是滇缅边境管控的难题，在地方层面，过耕是边民生计活动难以避免的衍生结果；在国家层面，过耕往往与国界线的实际位置的争议纠缠在一起，过耕争端的处理也是对相关边界反复确认与宣示的过程。对过耕问题的历史梳理，有助于理解滇缅边境地区“人”“土”“界”的复杂关系。 一、滇缅边境过耕的由来 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有4000多公里的国界线，过耕是边界地区广泛存在的现象。边民的生计流动具有深厚地域根基，边界意识的构建与国界的形成却是后来之事。⑥清末、民国时期云南与缅甸的边界争端最尖锐，在已定界地段针对界桩位置也常起争执。 英国在1886年吞并缅甸，1894年与1897年分别与中国签订边界条约，1899年与1900年进行边界的勘定，至此除了南北两段未定界外，其余的边界走向已经议定。其中南北两段未定界之间的已定界段立有97个界桩，本文对过耕问题的梳理也集中于此边境地带。⑦中方划界总办刘万胜对界桩描述称：“而划分界线之时，凡遇山岭，即以分水之山脊为界；凡遇江河，即以最深之处为界，再于重要之处立石堆以定准之。其所立石堆，编成号数，刊在石上，一连而下。”⑧分界逻辑的要点是以自然环境特征为界线，而自然环境具变动性，又未及时竖立永久性设施，必然造成边界争议问题。1914年外交部特派云南专员张翼枢⑨报告界桩巡检的情况，谓：“但查前西道刘元弼电称刘镇与英员会勘时，各号只垒石为堆，插木为标，上书号数，遇有树处，即削树皮书之，不另垒石插标。后来，英人独立界桩时，于紧要处，石则平之，标则去之，树则削之。”⑩界桩、界线不清很快成为“已定界”的一大问题，引起外交层面长期交涉。(11) 边民与土地的特殊关系也是过耕问题错综复杂的地域情境，民国《腾冲县志稿》有简明阐述： 沿边各土司夷民，竹楼茅舍，迁徙无常。其田亩亦系任意开垦，有家居南山而喜耕田于河北者，有人住北山而喜耕田于河南者，随意自为，但须有力开挖，向来无人禁止。厥后生齿渐繁，辗转抵押，传为世业。至光绪二十五年，中英派员划定边界，即发现人居滇边而耕田于缅地，或人居缅地而耕田于滇边者。刘万胜与英员司格德乃议定“分界不分土”，复由中英两方会勘过耕田亩，及会商过耕办法。(12) 英人控制缅甸后，为了弥补地广人稀的上缅甸地区的劳动力空缺，诱引大量中国境内傣民前往垦殖、定居。(13)此导致边境土司地区不稳定的人与地关系(14)更加松动。李根源在上云南省政府的呈文中感叹：“边民弃庐舍、背丘墓，襁负其子而往缅、越者，十人之中，已占其四，闻讯之下，无任慨叹。长此不图，后患堪虑。”(15) 在1906年过耕就开始被当作边界问题或外交问题对待，(16)云贵总督岑春煊向外务部奏报：“陇川、猛卯土司境内多数田地为缅民逐渐霸耕，抗纳租税，本年饬边员按亩复勘，确系过界，英领力袒，案悬未结。”(17)陇川与猛卯的过耕纠纷严重，可能也是受地方动荡影响，该年猛卯土司与陇川土司爆发争夺岗垒归属的大规模械斗。(18)1909年，腾越领事娄斯(A.Rose)观察到，由于连年地方动乱，两土司属民越来越倾向迁居到更安定的缅境。(19) 对过耕的首次清查发生在1910年滇缅边案会审(20)期间，云南龙陵与缅甸贵概的官员共同清查从精阳(Kinyang)到南坎(Namkham)一段边界的过耕情况。缅甸迤北道(21)的调查登记在会案结束后迅速开展，中国方面也安排清查陇川与猛卯一带的情况。(22) 1910年末至1911年初，迤西道尹耿葆奎负责与英腾越领事娄斯，缅甸八莫府、迤北道官员商议对过耕做规范管理，于1911年2月6日拟《过耕纳租简章》，(23)共九条： 一、两界边民无论以前、现在、将来迁家过界，居住长官不能夺其耕种权利； 二、边民由此界迁往彼界，仍回耕种田地，务须照普通章程上纳租税； 三、长官须按照章程收租，倘过耕者抗不上纳，长官即可将过耕权利收回，但须依照第四条办理； 四、长官收租办法：一)租税每年上纳一次；二)上纳时期须在收谷之后；三)若过耕之人不照章上纳，长官可备双联票行文照会过耕者居住地方之长官，加印传知欠租之人画押缴回一票，若收到此票后逾一月仍不照纳，即可以将过耕权利一概收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