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2)01-0194-14 DOI：10.19862/j.cnki.xsyk.000352 在19世纪，英外交部驻外使馆和领事馆不仅是维护英国外交与商贸利益的外交部机构，也是搜集驻在国情报的情报机关。①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商务总监署、领事馆进驻香港和中国东南沿海通商口岸，英外交部情报触角进入中国。②自此，大量关涉中国政治、贸易、外交、民俗、地理等情报，随着驻华使领的公务信函(Official Despatch)源源不断涌向伦敦。这些情报更新着英国的对华认知，是英方决策对华外交的主要参考。③ 在英国对华情报工作中，④熟稔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使领馆翻译官(Interpreter)发挥着关键性作用。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中国时，领馆翻译官出身的巴夏礼(Harry Parkes)被调入军队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并因将中国军队后勤供给商策反为英方服务而受到海军中将霍普(J.Hope)的赞许。⑤可见，构建一支“忠诚、聪明且高效”的翻译官队伍，不仅有利于充实驻华使领馆，还有增强英方情报力量、强化对华认知的意涵。⑥ 在翻译官培养中，1854年创设并于1860年代得到完善的翻译学员(Student Interpreter，简称学员)计划作用关键。随着该计划的实施，英方培养了一批熟稔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人员，对英国对华扩张产生了重要影响。⑦同时，翻译学员计划虽肇发于驻华使领馆，但其目的并未局限于中国，而有为英国远东扩张积累日语、泰语、朝鲜语、越南语等人才的设想。⑧1850-1880年代，该计划随着英国的远东扩张，从中国外溢至泰国、日本和朝鲜，为英方认知远东、筹划远东战略聚集人才。 翻译人员及其培养的重要性吸引着学界的目光。现有研究中主要在翻译史路径下对该问题进行讨论。王宏志、屈文生讨论了译者在中英外交中的作用，揭示译者中文水平对中英外交的影响。⑨关诗珮在“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构建”的问题意识下，通过“译者与学者”的内在理路，呈现翻译学员培养与英国汉学学科和汉学知识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⑩ 不过，诚如关诗珮所言，英国汉学实为翻译学员培养的“意外收获”。对于其题中之义——增强英方情报能力，现有研究则较为薄弱。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Hevia)指出翻译官培养对于英国获取中国情报、生产中国知识的重要性，但其著作中缺乏相关档案资料。(11)郑彬彬、张志云讨论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及其对修约决策时，虽提及翻译人员培养有助于增强使领馆情报能力，但限于篇幅并未具体展开，同时未涉及翻译官培养与英外交部情报网络逐步进入远东的关系。(12) 鉴于此，本文依托英国外交部档案(FO)和英国议会文书等资料对该问题展开讨论，(13)呈现英方如何通过翻译学员培养中国通，实现对清政府的全方位刺探；同时讨论翻译学员计划外溢远东地区与英外交部远东情报网络建构之间的关系，揭示近代英国远东扩张的情报史面向。 一、情报需求与翻译学员计划的确立 1840年代中英《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使英方攫取香港，且有权向中国东南沿海五个通商口岸派驻领事官员。(14)这些领事不仅要履行“管理商贾事宜”的条约职责，还肩负情报搜集职能，搜集英国政府所看重的、为英国在华商贸活动“指明正确方向”之“中国人生活方式、习俗、国内经济”等的情报。(15)因此，随着英国在华贸易从广州一口扩张至东南五口，培养一批掌握中文、通晓中国情势的翻译官对英方至关重要。 1842年7月，英驻华商务总监署汉文处翻译官郭实猎(Karl Friedrich Gutzlaff)(16)基于中国即将扩大开放的实际，向时任驻华商务总监兼对华特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递交了翻译官培养方案，从培养性质、人员选拔条件、培养模式、学习内容、学员前途等方面提出详细建议。 郭实猎明确指出翻译官培养的目的，不是培养学院派汉学家而是培养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驻华官员，应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培养路径。为此，他从人员选拔和培养模式两个层面给出意见。其一，候选人年龄在14-16岁之间；其二，候选人须在英国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受过良好的语言教育，来华后接受循序渐进的阶段式培养。他根据驻华机构中文职员的职位设定，将来华候选人培养分为学徒(Apprentice)、通事(Linguist)、翻译官(Interpreter)和汉文秘书(Chinese Secretary)四个阶段。 在学徒阶段，学员在各自老师和驻华机构职员(比如他自己)的监督下，花费3至4年进行规范化的语言学习，学习官话(Mandarin Dialect)、汉字书写、翻译“四书”等儒家经典和阅读《三国(Sankwo)》等通俗读物。考试通过后，“学徒”升入“通事”阶段。该阶段，学员花费3年时间，在福建话、广东话和“其他任一种有用的方言”中择一学习，达到与中国底层民众亦能流利准确交流之目的。学员需学会“用中文书写其思想”、熟知中国公文体例(Official Style)。考核时，学员不仅应具备方言口语能力和法令谕旨(Edict)中英互译能力，还应具备一定的中国历史和地理知识，具有翻译中国经典之能力。(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