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532/j.cnki.1002-9583.2022.01.015 一、绪论 1873-1874年，英国商业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在结束了为期四年的中国壮游后，整理、挑选了自己的摄影作品和日记，推出了最早的附带照片的中国游记《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以下简称《影像》)。①为迎合当时读者对旅行文学、异国风情的热烈渴望，此书分为四卷，以48cm×35cm的巨大开本呈现，用料奢华，气质典雅；而在内页印刷中，汤姆逊一改以往文字与照片只能分别印刷的惯例而采用了图文混编的新方式，为当时的读者创造了全新的阅读体验。这部游记的出版为汤姆逊赢得了美誉，书中数量庞大、题材广博的照片更是以“19世纪的中国风土人情代表作”之美誉被业界高度重视，深刻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 由于游记印数稀少、中译本又长期从缺的原因，汤姆逊的晚清采风在当时仅以类似于某种特供产品的形式在西方欧洲中产阶级的小世界中循环；而汤姆逊去世后，他在东方之行中拍摄的650余张玻璃底版(主要关于中国和暹罗，新加坡部分在此前已丧失)被英国维尔康姆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收藏，鲜少面世。这两种情况直接造成了这批晚清影像不为广大中国人所知。然而21世纪广泛的文化交流带来了转机。首先，汤姆逊的馆藏底片被旅英港籍华人姚咏蓓偶然发现；随后她以伦敦嘉信文化策展人的身份遴选影像作品，并灵活周旋于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与维尔康姆图书馆之间。这种联络得到了很好的结果：2009年4-12月，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举办了“晚清碎影：约翰·汤姆逊眼中的中国(1868-1872)”展览，向观众展示了148幅汤姆逊的中国旅行作品；随后，这批影像在福州、广州和东莞三地博物馆相继展出，又被中国摄影出版社印刷成同名精装摄影集，②方便面向更广泛的读者群。正是这些活动首次向中国引介了汤姆逊及其作品，也让他的晚清摄影进入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社会生活。③ 汤姆逊是极其重要的晚清旅华摄影师，也早已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摄影史不可错过的大家。然而现有的关于约翰·汤姆逊的研究却有相对固定和局限的范式。第一种范式以“帧”为单位讨论约翰·汤姆逊的影像信息，但对影像集合的整体性质、叙事意图以及书中的文字记叙均不够重视。④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影像》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图文结合的旅游书写，书中文字与图像各司其职又相互联系，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张力：首先，书中的文字部分虽然与图像有所关涉，却并非从属于图像，反而细致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化语境、社会背景与历史处境的幽微理解，系统展现了他对中国的认知。其次，《影像》整体表现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想象、体验、言说晚清中国的途径。按照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所言，19世纪的欧洲旅行书写赋予欧洲读者一种主人翁意识，让他们有权力熟悉正在被探索、入侵、投资、殖民的遥远世界；而旅行书写创造的好奇、兴奋、历险感，甚至引起对欧洲扩张主义的道德热情。⑤因此，汤姆逊的旅行书写不仅表现了英帝国在异世界中的各种抱负，也明示了英帝国将这些欲望进行编码并进一步合法化的过程，其图文关系与内容均值得细细审视。 第二种研究范式则多将汤姆逊的作品视作一百多年前的视觉遗产，对其在当下社会中的运用及其性质缺少关注和深层分析，或仅做简单描述。⑥这一取径往往会造成研究上的盲区。汤姆逊的摄影的确是19世纪，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旅行者赴华追逐奇观与情报的视觉结果，但随着20世纪社会巨变的发生与西方国家帝国主义黄金扩张期的终结，这些照片本已逐渐沉寂为图书馆或档案馆的库存。然而20世纪90年代国内忽然兴起的老照片热潮使它们意外地重获新生——随着大批作品被挖掘整理，汤姆逊的晚清作品也重新进入当代中国的流通渠道和社会生活之中，并在影像挑选与阐释方式重置之后，转而成为拥有中国当代主体性的“晚清想象”之载体。这种“活化”形式说明晚清照片在当今中国的重新出版和展览不是旧调重弹，而是对照片意义的再造；且这一现象也表明在21世纪，中国已成为这批旅华旧照最为重要的意义生产场域。面对如此重要的现实，研究界应建立起相应的问题视角，讨论同一批晚清作品如何在不同时代中建构不同的中国想象，摄影作品意义的挪置、转换和改写机制等相关问题。 因应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在讨论晚清摄影时，有必要建立一种“双时轨”的视野，并以“选本”为单位，在比较结构中讨论同一套影像如何在不同时期中响应社会文化语境、建构叙述策略。强调选本而非单纯的影像，是因为摄影往往与文字共同组成编选者观念的展演文本，呈现不同时代的文化政治经验，也突显编选者各自的欲望与焦虑。下文笔者将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比约翰·汤姆逊的两大选本《影像》《晚清碎影：约翰·汤姆逊眼中的中国(1868-1872)》(以下简称《碎影》)在编排策略、图像甄选、文字说明设计等方面的差异，揭示选本中照片与文字如何与不同时代的文化生态、时代风貌、意识形态等外在元素密切互动，又如何演绎中国想象的具体样貌，建构阐释系统。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晚清照片的运用是一个充满变动且时空边界明确的场域，有助于解剖这一场域中主体与客观环境的互动机制，也有利于我们将当代维度引入晚清摄影的研究蓝图之中，重释摄影与真实、历史之间的特殊联系，进而开拓更大的研究空间。 二、“帝国之眼”里的中国与中国人 《影像》是汤姆逊的私人游记，既体现作者的个人旨趣，也代表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对世界另一端“老大帝国”的观察和概括。在书中，汤姆逊有意识地用文字与图像来建构自己所理解的“中国”与“中国人”，全书233张照片中有119张涉及风景、城市景观、建筑、器物、生活场景，相关章节记录了中国自然、人文、社会、经济、地理等诸多历史细节。而另外114幅则涵盖晚清社会中达官显贵、布衣平民与底层人士的集体或个人照片，其中包括五个肖像对比组，呈现不同种族、地区的人物的面部特征与外貌特点，清晰表现出汤姆逊对19世纪普遍流行的人种学及其分类方法的兴趣；文字部分更以拍摄对象为中心，将社会观察、人物小传与趣闻轶事紧密地编织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