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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世的魏晋尺牘法帖中，有很多可能是複書的尺牘有待檢證，因爲魏晋尺牘法帖中的任何一帖，儘管看似形式“完整”，但實際上可能并不“完整”，從而給後續研究帶來困難。本文在對楊、許尺牘的還原過程中，借助第三方資料做旁證加以檢測，初步建立起可資檢測魏晋尺牘法帖的參照模式，也爲進一步尋找并還原魏晋尺牘法帖原有形式的可能性提供了重要依據，開闢了此領域深入研究的一條新路。
。或寫世間典籍，兼自記夢事及相聞尺牘，皆不宜雜在《真誥》品中。既寶重筆墨，今並撰録，共爲“第六”一卷。 這裏所謂“相聞尺牘”，就是現今《真誥》卷十七、十八中所收録的楊許尺牘。《真誥》所收楊許尺牘，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内容上，都是最接近晋人尺牘原型和原貌的，加上陶弘景詳細校注，在資料的真實性及尺牘外在形態方面都提供了可信的保證，作爲研究魏晋尺牘法帖的參證材料，具有無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一般來説，古代的私信家書很難保存下來并流傳後世，王羲之及六朝士族，是因爲書法的緣故纔得以流傳後世。④楊羲和許翽的書簡之所以保存下來，固非書法之美，實因宗教之故。楊羲與許謐、許翽三人，是早期道教上清派的創始人，⑤因而他們的片言隻語，都被當作道教典籍收録進《真誥》裏，書簡當然也不例外。道教典籍的傳播，屬于宗教事業，其形式内容的完整性是宗教典籍傳播的最基本要求。因此楊許尺牘較之于傳世的魏晋尺牘法帖，内容與形式相對“完整”，而且也無後人造假作僞、商賈割裁斷裂之虞，更由于楊、許生活的東晋時代與江浙地域，都與王羲之等人十分相近，加以楊許尺牘皆屬于日常短箋，在形式内容、書式用語諸方面也均與二王尺牘極爲相似。所以，從比較研究的角度看，將楊許尺牘作爲與魏晋尺牘法帖同類性質的參證資料看待，是完全成立的。换言之，從楊許書簡中歸納總結出來的尺牘模式與特徵，也同樣適用于魏晋尺牘，是檢測後者形式與内容的重要依據之一。這一比較研究作爲一種嘗試，也許能爲“復原”魏晋尺牘法帖的原有形式開闢一條新的途徑。 此外，在與討論《真誥》所收楊許尺牘的構成方面，除了對照比較傳世的魏晋尺牘法帖外，敦煌所出寫本唐人書儀是不可缺少的參考資料。唐代的書儀雖然遠晚于魏晋時代，但在研究中古時期的書信書簡方面，仍有重要的淵源傳承的學術與文獻價值。關于這一方面筆者曾有過相關的嘗試性探討，⑥今後仍有待于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楊羲和許翽 尺牘主人之一楊羲。關于他的生平事迹，陶弘景在《真誥》卷二十中有所記述： 楊君名羲，成帝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本似是吴人，來居句容。真降時猶有母及弟。君爲人潔白，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少好學，讀書該涉經史。性淵懿沈厚，幼有通靈之鑒。與先生(許邁)、長史(許謐)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後之簡文帝)，用爲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迹出。 楊羲爲二許(謐、翽)經師，但年齡却比二許以及簡文帝年輕很多，但道齡却不短。《晋書》卷九簡文帝紀載，簡文帝從晋永昌元年(322)奉元帝詔以來，至咸安元年(371)即位爲止，似一直住在會稽。⑦楊羲從太和元年(366)簡文帝爲丞相時起，由許謐推薦爲簡文帝的公府舍人，長期生活在簡文帝左右。當時在簡文帝周圍形成了一個以會稽爲中心，包括王羲之、謝安以及許謐、楊羲在内的貴族名士集團，楊羲是早期道教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是活躍于東晋士族階層的著名道士。他的交往範圍很廣，不僅與王羲之周圍的士族名士有交往，而且還直接與東晋政權的核心人物關係密切，他的宗教活動甚至對政局産生過影響。 尺牘主人之一許翽，字道翔，小名玉斧，丹陽句容人，其生平事迹不顯，多可從父許謐得知一二。關于楊、許以及與王羲之等貴族之間的關係等詳情，可參閲《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中相關章節，⑧此不多述。 (三)資料的可靠性 研究楊羲、許翽的尺牘資料，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其可靠性如何?實際上也就是《真誥》資料的可靠性問題。⑨《真誥》畢竟爲道教典籍，爲了宣傳宗教，其中内容確實充滿了不少荒謬的仙言鬼語，不足取信。⑩但正如余嘉錫所論：“隐居之注，考證不苟，必有所據。”(11)《真誥》陶注的文獻價值確實不能忽視。其實即使《真誥》本文，也是在當時或前代人生前的真實情况基礎上，出于宗教觀點而加以神聖化或詭怪化的記録，其内容不能説完全是杜撰出來的，故作爲研究資料，其中值得參考之處頗多。非但如此，在研究道教關係方面，《真誥》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資料。陳寅恪論文《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堪稱以《真誥》證史的典範。(12)至于日本学者吉川忠夫《王羲之——六朝贵族の世界》《王羲之と許邁——または王羲之と〈真誥〉》等，也都是利用了《真誥》資料，在王羲之与道教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新尝试。(13)近來，《真誥》的文獻價值逐漸被人們認識，凡有關王羲之研究論著，多能注意利用《真誥》資料。(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