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史《儒林传》对陈澧学术的记载

作 者:

作者简介:
戚学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东塾学派是广东学者陈澧与其弟子所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具有全国影响力。本文讨论其全国学术影响力产生的一个侧面。清史《儒林传》对陈澧的记载是其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例证,情况较为复杂,学界了解不多。本文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揭示清史《儒林传》中《陈澧传》的最初面貌的形成以及后续改写情形,展示陈澧在官方正史中学术形象的建立过程。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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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22)01-0118-11

      东塾学派是广东学者陈澧与其弟子所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陈澧是近代广东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学者之一,其学术著作稿本存世者多,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围绕他而形成的东塾学派,对近代广东乃至全国的学术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近年来关于陈澧学术以及东塾学派的学术内涵、传播和影响受到学界重视,研究先进已经有诸多洞见。①

      陈澧身后有大量未刊稿,但其已刊著作在全国早就产生学术影响,在民国以来各种清代学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陈氏学术在全国影响力的产生,有很多有趣的问题需要研究。清史《儒林传》的记载于此有特别价值。记述一代学林文坛盛况的清代正史《儒林传》《文苑传》等类传,可视为特定学人在全国范围学术影响的例证。②对陈澧的记载恰是清史对广东学人记载的典型,值得关注。有学者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和《清儒学案》对林伯桐、陈澧和朱次琦等广东儒者有记载。③就陈澧在清史《儒林传》的记载而言,情况更复杂,是陈氏学术影响生成的有趣案例,而学界尚未讨论及此。有鉴于此,本人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国史馆档案和清史馆档案,讨论清史《儒林传》对陈澧之学的记载,透视陈澧之学全国范围的影响产生的早期历程。

      一、从经学名儒到乐律大师:陈澧国史形象初建

      学者的地域分布是学界很早就研究的问题,但除了学者分布的本然层面,史学编纂和历史书写等认识论层面也是地域分布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陈澧学术在清史《儒林传》的记载在清代正史纂修过程中产生。清史《儒林传》第一阶段纂修从嘉庆到咸丰时期,记载人物以江、浙、皖、鲁、直隶为主,没有一个广东学者。清代纂修官有明确的地域自觉意识。在史馆的一个《儒林传目》档案中,在人名之下有其省籍的方形印章,是省籍考量为史官关注的一个明证。但无论是阮元呈缴的《儒林传稿》(正传44人,附传55人),还是接下来曹振镛领导的纂修团队拿出的《钦定国史儒林传》以及后来的覆辑本(两者均为正传36人),其中都没有广东人士。

      岭南在明代有陈献章白沙之学,是学术的一个重要区域。清代岭南儒学继续发展,尽管广东学人的重要性在清代初期和中期似乎不突出。但岭南学术未曾中断,在清史《儒林传》《文苑传》等类传纂修初期未有入选者颇为奇怪。特别是在嘉庆时期开始纂修的《文苑传》,已经距离清朝入关200年,尽管因为收录的学者有限,主要集中在江浙皖鲁直隶等,但在湘鄂等省均有正传人选,而岭南地区在清史《儒林传》《文苑传》第一阶段集中纂修时期,确是整体缺席。

      晚清以来广东士人出现在正史中有特别的机缘,总体上呈现增加的态势。广东士人进入正史《儒林传》传记的机遇出现在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是对第三次稿的成品《钦定国史儒林传》的续纂,这次增补广东地区学人不再缺席,陈澧等被立为正传。广东士人进入《儒林传》《文苑传》的社会历史因素有很多,但具体到陈澧,人脉方面的优势不可忽视。在《钦定国史儒林传》时代,纂修者团队中无熟悉广东者。阮元在呈交《儒林传稿》之后数年才任两广总督。而到光绪初年,这个情况有所改观。张之洞在1884年5月到1889年8月,任两广总督,是我们能想到的最直接的人脉因素。这个时间内,根据缪荃孙的自述,他在1885年到1888年间独立承担清史《儒林传》《文苑传》《孝友传》《循良传》的纂修任务。这段时间正值中法战争,这让广东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张之洞是缪荃孙之师,同时张之洞也非常尊重陈澧。他在京受谭宗浚影响,了解陈澧之学,于1879年从北京寄赠楹帖,为陈澧贺寿,引述《汉书》语,称他为“栖迟养老,天下服德;锐精覃思,学者所宗”。

      谭宗浚成为总纂,是广东学人影响力增强的一个现实因素。就本文关心的《儒林传》纂修而言,谭宗浚提出过建议人选。谭是陈澧的门生,与缪氏同在清国史馆任总纂的一年多时间里,曾多次提出建议,如提议分撰《儒林传》,“大江南北,暨两浙江右”的儒学人物归缪氏作,④自任要负责广东地区儒林人物传记编纂。他提出粤中先达“胡方、冯成修、陈昌齐、曾钊、陈澧”等五人“应列儒林”⑤。

      这些因素在不同方面影响到清史《儒林传》的编纂,也直接影响了《陈澧传》的书写。在今日的清史《儒林传》中有《陈澧传》,这标志着陈澧在全国儒林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但在清史《儒林传》中的《陈澧传》编纂修改过程较为曲折,值得讨论。

      前述谭宗浚陈述愿意编纂广东儒者传记人物,但谭氏在光绪十年转任他职离京,今日所见《陈澧传》无法确认是谭氏手笔。清代国史纂修,由国史馆行文地方后,各地呈送相关人员的事迹,国史馆纂修官根据呈报的史料纂辑成文。广东方面积极响应。其中广州府呈报了《广州府儒学造报采访各属儒林文苑孝友循吏履历事实由册》(后文简称《事实册》)。其中共提供了85人的传记,有儒林(18人):胡方、陈遇夫、陈昌齐、冯成修、冯经、林明伦、曾受一、劳潼、梁序镛、林伯桐、莫元伯、邓纯、李黼平、曾钊、林谦、何若瑶、邹伯奇、陈澧。此《事实册》标示了时间是光绪九年,无具体月日。《事实册》所记人物,最后一位是逝世于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二日(1882年3月11日)的陈澧。署名者是教授王学华和训导温国标。这两人情况待考,对于他们学界此前没有任何研究。表面上,《事实册》的传记都来自《广州府志》等地方志。但事实上,署名为王学华和温国标的《事实册》的传记都进行了编辑加工,基本相当于国史馆的纂辑工作,使得各个传记呈现了新的面貌。清史《儒林传》第四稿中的广东学人传记在《事实册》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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