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百年滄桑裏，南海之濱的香港與浦江兩岸的上海，由於相似的遭遇和經歷，將命運緊緊連在了一起。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島被割佔，沿海實行五口通商。在隨後的數十年裏，憑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上海逐漸成爲遠東最大的工商業城市，香港則因與上海存在緊密的轉口貿易(下簡稱“港滬轉口貿易”)①而成爲東方最大的轉口港。近年來，學術界雖然對百年間的港滬轉口貿易關係問題有所涉及，但卻存在着三個問題：一是對雙方的轉口貿易關係發展史未給予應有的重視，研究成果甚少；二是對兩者之間存在的貿易關係語务不詳，沒有作系統深入的研究；三是對貿易發展過程中參與的貿易商、販運的商品、提供的貿易服務缺乏關注。有鑒於此，本文擬依據現存的史料，對港滬貿易的分期、港滬貿易商群體、港滬貿易貨物這三個方面略陳管見。 一 “五口通商”與轉口貿易的初創(1843-1860) 英國通過《南京條約》割佔香港後，獲得了在五口通商的權利。在此大背景下，香港與上海開始了轉口貿易，並具有鮮明的特點。 (一)英國與香港、上海的開埠和開港 1841年1月25日，英國以武力侵佔香港島。英國駐華全權代表兼商務總監義律(C.Elliot，1801-1875)在英資洋行的支持下，將香港島闢爲商埠，並於6月7日宣佈香港爲自由港，香港的轉口貿易由此興起，圍繞轉口貿易的其他行業如航運、航務、港口、碼頭、貨倉、保險、銀行、郵電通信等也應運而生。從此，轉口貿易成了香港的經濟支柱。 上海被《南京條約》開放爲通商口岸之前，已經是國內的貿易大港和漕糧運輸中心。英國人垂涎上海在轉口貿易方面有着獨特的地理優勢，於是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十五日，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並依據這些條約，在上海採取了三個步驟：開設領事館、開放港口貿易、設立租界。 11月8日，英政府任命的領事巴富爾(G.Balfour，1809-1894)與隨員來到上海。先在縣城內姚家巷租屋辦公，之後又租定一所房屋作爲英國領事館。11月17日，經與清政府協商後，將上海變爲中國第三個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通過對當地地理形勢的瞭解，泊船碼頭也隨之選定在上海城北—黃浦江西岸舆吳淞江(即蘇州河)交會地帶。 上海對外開港後，巴富爾經過與上海道台宮慕久多次談判，大致劃定了英租界的範圍。1845年11月，中英訂立《上海租地章程》，規定了英國租界的大致區域：“前經議定，楊涇浜以北、李家場以南地基，租給英商建房居住。”② (二)港滬轉口貿易 上海開港後，作爲新開的口岸，雖然地理位置優越，但對外貿易的其他條件如貿易網絡、貿易商及相關貿易制度、服務保障體制等還有欠缺。而香港在英國人佔領後，原來在廣州、澳門的一批英商由於對香港寄予厚望，蜂擁而至地在香港購地建樓。1841年6月14日的第一次賣地，買得者二十餘人中大部分是英商。 然而，香港島的貧瘠落後、海盜猖獗、瘟疫流行、夏季颶風肆虐、秋冬火災爲患等惡劣條件，還是讓冒險家們有所忌憚。例如，1846年4月6日《泰晤士報》稱：“香港的商業地位已大爲降落。……已有兩家老商行結束，兩家決定遷出香港，又有兩家考慮步其後塵，僅留下一名書記，處理貨運和郵件。” 就在此時，上海的開港爲香港的這些商行提供了機會。這些遷出的香港商行紛紛向上海轉移。對上海來說，它們的到來，爲上海的轉口貿易帶來急需的要素。 一是買辦制度。五口通商後，上海等新開放口岸的內地商人大多未與外商打過交道，缺乏必要的信用關係；同時，外商對中國的交易傳統、貨幣、度量衡制度等也不熟悉；加之中國廣大內陸地區尚未開放等原因，他們不得不僱用買辦作爲在中國的代理人，爲其推銷進口商品和購買土貨。③ 香港的買辦制度傳承自廣州、澳門。鴉片戰爭前，依託澳門與廣州兩個對外貿易中心，香山籍買辦得以形成與發展。香港開埠後，這些香山籍買辦亦跟隨所服務的洋行來到香港，又隨洋行前往上海。例如，最早到上海開設分行的怡和洋行負責人達拉斯(Alexander G.Dallas)於1844年曾向香港總部要求派遣買辦。總行立即派去一位名叫亞三的廣東人到上海分行擔任買辦。④張曉輝指出：“19世紀中葉以後，隨着外國資本勢力向北擴張和上海地位的迅速上升，原在粵港地區活動的大批買辦和商人赴滬發展，使滬港兩地的社會經濟聯繫日益緊密。上海早期頭面買辦如徐潤、唐廷樞、鄭觀應等都是從南方北上的。”⑤隨着買辦的不斷發展壯大，寧波籍買辦接替香山籍買辦，成爲上海買辦的主體。 二是貿易商。鴉片戰爭後，以英商爲主體的外商從廣州、澳門湧入香港，隨後又從香港來到上海，“英國侵佔香港後，英商洋行把香港作爲對華貿易的大本營，大大削弱了廣州市場原有的重要地位。1850年，廣州尚有外僑362人；到1859年，減少到172人。而大批英國商人則涌向上海和香港。到1859年，上海外籍人口已達408人，爲廣州的3倍”。⑥這些洋人與洋行遷入上海，成爲剛剛開始的上海轉口貿易的主力軍，也爲港滬轉口貿易發展提供了動力。最初幾批到上海的洋行，大多數都是從廣州、香港分設過來的，如怡和洋行、寶順洋行、仁記洋行、義記洋行、廣源洋行等68家。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