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被迫割让台湾于日本，对台湾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日本在台湾实行的弱化中华文化的政策，使得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有断裂之虞。作为文化传承重要载体的士，在政权更迭转换之际，其价值取向和去处抉择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比如明清之际的士大夫，清末民初的文人士子。遭际乙未割台的台籍士子，在清朝中央政权和日本殖民政权、故乡和他乡之间何去何从，似乎较其他政权更替期的士子有更多难为之处。有学者初步归纳出台湾士子面对割台危机的三种抉择：激烈抗争、黯然内渡、遁世避隐。①其实，这只是事实中愿意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即抗争之外还有合作，内渡不久后又回台，既有避隐也有入仕等。这些选择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台湾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有学者对此群体进行了初步考察，也有学者对当时的一些著名人士如丘逢甲、雾峰林氏、许南英、施士洁等人进行个案研究。②本文采取群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台籍士子在乙未割台后两年的选择及其原因、影响作更谨慎细致、深入全面的考察。因为《马关条约》第五款规定，该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③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初七日为台湾住民决定去留之日，且日本又发布《有关台湾住民国民分限令(修正)》再次强调此条约定，并要求“台湾住民，虽现时未居于台湾总督府管辖区域内，但欲取得日本国民身份者，得定其住所，并经由地方官厅，预先向台湾总督府申请其旨，但未于明治三十年五月八日以前提出申请者，应视为已退出境者”。④因此，此一时期台籍士子的行为选择和去向抉择意味着对自身身份的选择和认同，也是其价值观的主要体现。本文尽量让这些士子自身的史料“说话”，除了行文中必要的穿插分析，不做过多的评论，以求客观地呈现在乙未割台这一国家民族悲剧的背景下，台籍士子的整体复杂面相。 一、割台：抵抗与降日 台湾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从《马关条约》签订前一直持续到日军据台后数年。当初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正在京城参加会试的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源、嘉义县举人罗秀惠、淡水县举人黄宗鼎与台籍官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联名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呈请都察院代奏，反对割台。这篇呈文预言割台后可能发生的事：抵抗、人心离散、遭日军屠杀、台民不愿内迁等，后来都得到了证实。⑤但是台湾士子的“哀鸣”并未能改变割地的事实，四月十四日烟台换约，四月二十六日，清廷电令“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著即开缺进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饬令陆续内渡”。⑥但唐景崧并未立即遵旨内渡，却于五月初二日就任“台湾民主国总统”，领导在台官、绅、民继续与日军交战。五月初十日台湾交接完成，该日清廷又电令“南洋、广东禁止私运军火勇丁赴台”。五月十二日唐景崧夜逃沪尾，十四日乘船内渡。此前五月十三日清廷明示“现在台湾已经李经方交接清楚，台倭交兵与我无涉”。⑦此后刘永福于台南继续领导军民抗日，直至九月初三日内渡。⑧刘永福内渡后台民继续抵抗，直至光绪二十八年“大扫除”之难。“大扫除者，约台北、台南、台中归顺人同一日会饮各地方官各区各公所，将戮者予红花，余佩白花，未及席，围而坑之……幸免者千百之一二，则素以财结日人者也。”⑨死者家属多被驱至偏远地方。民国三年日军又发动剿太鲁阁“生番”的“大讨伐”之役，台人死伤颇多，至此全台湾岛的武装抗日活动趋于低潮。 当时台湾的抵抗力量为：清军、义勇、“生番”。与本文讨论的“士”有直接关系的是义勇。最早的抗日义勇应是丘逢甲应署巡抚唐景崧要求组建的。光绪二十年八月，因湘淮军不服水土，战斗能力减弱，为“辅官兵不逮”，唐景崧商邀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不支公帑，有事择调，再给粮械”。⑩丘逢甲“称为义勇统领，体制在诸将上，与抚军往来文牍悉用照会。营制与淮、湘诸军异，与土勇亦相径庭，营官不领薪水，逢甲月支公费数百金，兵则食数军之半饷，器皆取给于官，或听民自捐，不立营垒，无事安居，有事候征调”；“自(光绪二十年)十月初招募，迄岁晚，全台报成军者约五六十营。次年春，编入伍者号百四十营之多”。(11)“将领多门下诸生，兵士皆乡间子弟。”(12)其后又有诸多名目的义勇建成。这些义勇对侵犯台湾的日军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抗。 台北士子吕大田投身进士陈登元部义军，任百总，初驻淡水八里坌，后调苏澳，防守滨海一带，兼顾地方治安。日军侵入时，即驱前搏斗，声势甚锐，后因众寡悬殊而溃散。桃园士子詹永和激愤于日军占台，四出呼号，逢人辄曰：“吾辈乃汉人子孙，岂肯为日奴作牛马奴隶乎？是父母所生者，随我来！”得义士80余人，倾其家产以为军粮，五月廿三日在龙寿山尾重创日军南进侦查大队，后因装备、人力相差太悬殊而失败，六月一日中弹身死。(13)大溪武秀才江国辉与廖运藩等筹设安民局，捐资雇勇，维持地方。后因总兵余清胜降日，遂将安民局改为忠义局，编组义军千余人，国辉为统领。七月十六日，江国辉率义军与日军交战，兵败被俘遇害。 义军还尝试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台北。台北武秀才吕元典，在日人攻占台北后，“义不帝日，号召义民，揭竿而起，聚众达2000余人，自为统帅，分为二营，与各地义军通声气”。是年十一月十六日新竹义军胡阿锦与县人陈秋菊、简大狮、詹振等拟于光绪二十二年元旦夜十时，燃火观音山，举众齐发，会攻台北城。元典依约杀黑犬以祭天，歃血为盟。因事机不密，被日人所袭，后援无继，致全员覆没，元典身死。台北府学生林李成亦参与攻台北城，首先发难，屡败日军，因日军后援至而退至山中，继续抗日。(14) 澎湖陷后，原台中府知府孙传衮内渡，署台中府知府黎景崧因库饷支绌，急集举人施菼、施仁恩、武进士侍卫许肇清、贡生吴景韩、吴德功等，设筹饷局，令施菼等驻局中筹款，“诸绅尚踊跃从事”。(15)“肇清及仁恩将鹿港海关盐务二宗现款献充军资，以应十八尖山之战事。”(16)至八月初三日，“倭在台中战死、台北疫死者共数万人；虽设安良保富局羁縻富室、笼络民心，而淫虐终甚，民不肯服”。(17)新竹武生姜绍祖、苗栗秀才徐骧与苗栗附生吴汤兴积极组织义民抗日。姜绍祖、徐骧，各备饷需募勇千余人在大湖口一带御寇。徐骧驻扎头份，与日兵接仗，日兵不能前进。吴汤兴曾被唐景崧授予义民统领关防，自备饷需，募集义勇5000人，编列营号，分驻中港、后垅各口。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日，“饷绝粮空，诸军一时尽溃”，吴汤兴死于大肚溪，徐骧中炮死。(18)姜绍祖时年十八，率佃丁百余人赴战，最后死于新港炮火中。(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