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1]。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青年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借助五四纪念建构青年政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工作的重要方式，即把青年人突显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这一伟大政治事业的先锋，鼓舞、引导和吸纳青年人参加这项政治事业。对于党五四纪念与青年政治话语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学界目前已有多项代表性成果，陈金龙的研究成果总体阐述了五四纪念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提供了哪些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3]，霍新宾则在厘清大革命期间党五四纪念体系的发展理路、话语体系的演化历程时，对这一时期的青年政治话语建构有所论及[4]，但二者均未聚焦这一时期党五四纪念中的青年政治话语建构问题。目前以党五四纪念与青年议题相关关系为聚焦点的主要研究成果，如李蕉和意大利学者索菲娅·格拉齐亚妮(Sofia Graziani)的相关论文[5][6]，主要聚焦大革命失败几年之后党重新注重五四纪念的历史时期。实际上，从1921年党成立之初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的历史时期，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党也曾注重通过五四纪念来进行青年政治话语的建构，这既是大革命期间党五四纪念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后来党五四纪念中青年政治话语建构的早期尝试。本文将聚焦阐述这个时期党五四纪念当中的青年政治话语建构问题。 一、五四运动青年政治话语建构的事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从政治、社会、文化3个层面概括五四运动的内涵，将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定位为其中的先锋：“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7]。 五四运动的先锋，确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梳理五四运动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出生时间可见，除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出生于1879年、1889年，蔡畅出生于1900年之外，毛泽东、朱德、蔡锷、蔡和森、萧子升、张国焘、罗家伦、胡适、周恩来等人均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在5月4日当天的学生运动中，发挥带头作用的方豪、许德珩、梁漱溟、邓中夏、谢绍敏、匡互生、刘仁静等人都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1921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刘少奇、张太雷、瞿秋白，均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李汉俊、李达、邓恩铭、王尽美、董必武、陈潭秋、周佛海、包惠僧、何叔衡、毛泽东、陈公博13人中，除何叔衡、董必武分别出生于1876年、1886年，邓恩铭、刘仁静分别出生于1901年、1902年之外，另外9人均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由此可见，五四运动期间，参与其中并发挥先锋作用的主要是时年20～29岁的青年知识分子，少数超过30岁的年长知识人士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少数接近20岁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也已崭露头角。这批主要由一百年前的“90后”组成的知识青年，对五四运动的参与不仅限于政治维度，而是包含了政治、文化、社会3个维度的全方位参与。 第一，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在政治维度的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政治五四是指1919年5月以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为导火索的学生爱国运动，针对的问题是改变中国受侵犯、受侮辱的地位。在得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后，北京学生将悲愤的情绪转化为实际行动，于5月4日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后游行示威，引发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面对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学生坚强不屈，努力利用宣传、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方式，极大带动了事件的发展和大众情绪，赢得了工商界和劳工界的同情与支持。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压力下，北洋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并于1919年6月28日拒签对德和约。事件解决后，面对反动政客和军阀的离间、收买与渗透，大部分中国学生没有妥协，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目标。 第二，知识青年在文化维度的五四中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文化五四是指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起点，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一些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运动，针对的是如何解决中国力求强盛途中的思想问题。按照解决问题的不同路径，以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为分界，文化五四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向西方学习阶段和向苏俄学习阶段。前者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后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在这两个阶段中，青年知识分子均积极响应并热烈支持文化五四，通过创办报刊、组织社团、著书立说、学术争论、翻译书籍等方式，介绍和宣传民主与科学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促进了民众觉醒，推动了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