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哲学阐释

       [中图分类号]B038

       “马克思博览群书……在他的阅读中，亚里士多德是其中一位被最经常思及的作者。亚里士多德的名字几乎贯穿了马克思的整个哲学思考生涯。”(安若澜，第137页)论及实践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对马克思的影响最大。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是实践哲学的源头，而实践哲学的转向，“若追溯其源头，则非马克思莫属”(王南湜，第30页)。与理论哲学不同，实践哲学直接面向人的现实生活，研究人的行为，其终极旨趣是通过实践追求人的自由和幸福。

       一、实践问题的凸显与人的幸福生活

       根据西方哲学史的惯常理解，希腊哲学以苏格拉底为界发生了由“自然哲学”到“人的哲学”的转向。自然哲学，顾名思义，其研究对象就是“自然”。自然(physis)一词，其古希腊语的本意是“产生、成长、涌现”，即凡是那些自然而然、自身呈现、按其本性就能生成为“如此这般”的东西，皆属于“自然”。在古希腊人的如此理解中，世界也即自然界，是一个实在的整体，社会人生与山川草木没有发生对置关系，同样属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既然人的问题还没有在哲学层面上凸显出来，那么实践问题也就无从谈起。

       到了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开阔了希腊人的眼界。以普罗泰戈拉等人为代表的智者派发现：和自然物那种自然而然发生的变化不同，与人相关的东西(如风俗习惯、典章制度、法律规范等)会因时代、地域的不同而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于是，他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如下问题意识——“从对诸神的礼拜，直到在自由人与奴隶，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差别，所有这些制度和传统风俗习惯是否以自然(υσει)为基础?并因此就是神圣不可侵犯，还是能够变更和改进?”(策勒尔，第82页)因此，也就有了自然与习俗(nomos)的分离与对立，“physis-nomos”问题应运而生。

       在这种情势下，“哲学的对象，在苏格拉底看来，不是自然，而是心灵，是自己，认识自身中的善，即人的德性”(苗力田、李毓章主编，第76-77页)。智者派所推论的在人的活动领域永远无法获得真理的相对主义倾向令苏格拉底十分不满。为此，他要为被智者派动摇的杂多易变的“人的世界”寻找某种普遍永恒的原则。苏格拉底与之前的自然哲学家们寻找万物本原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由于人的活动领域加入了自主性因素，人有了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所以产生了与自然哲学家们所追问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截然不同的另一个问题——“世界应该怎么样”，这就意味着他要为人的行为选择确立一个基础和原则。“选择，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价值选择。”(冯平，第7页)“价值范畴意味着与‘仅在于认知世界是如此’的科学不同，它总是表征着人类对事实世界理应如此的期望，体现为人对事实世界强烈的超越意识。”(贺来，第33页)于是，为习俗世界确立人的价值的普遍性原则的工作就给“神事”划定了界限，为“人事”留出了地盘，进而打破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不作区分、浑然一体的哲学观念。在这里，价值概念虽未成形、实践问题虽未明确，但已隐含其中。

       第一位将实践作为一个哲学反思概念的西方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他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他的实践哲学，其目的就是要为人的自主活动领域确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理论原则。通过对前人成果的总结，亚里士多德把一切事物的成因总结归纳为“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形式因”，认为“动力因”和“目的因”实际上包含在“形式因”之中，这就有了“形式质料说”。世界万物由低到高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体系——相对于高一级的事物来说，低一级的事物就是“质料”；反过来，相对于更低一级的事物而言，它又成了“形式”。由此向两端推延开来，最底端是一个不含任何“形式”的“纯质料”，最顶端则是一个摆脱所有“质料”的超验的“纯形式”。这个“纯形式”堪称推动万物发展的最终动力(动力因)和引导万物前进的终极目的(目的因)，亚里士多德将其称为“至善”，即“神”。根据这一理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从低级到高级，包括人在内)都在追求着自己的目的，而终极目的就是“至善”(最高价值)，这就是整个世界的运行逻辑。这种“至善”可以将其理解为幸福，“幸福是最优良的，它是德性最完满的运用和实现活动”(亚里士多德，2003年b，第242页)。但是，以“至善”为目标，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达到“至善”。

       在《形而上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等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划分为理论、实践和制作三种形式。根据physis与nomos的分离与对立，理论属于physis的领域，即自然必然性支配的领域——必然王国；实践和制作则属于nomos的领域，即人的自主生活领域——自由王国。理论在头脑中完成，是“不行动的活动”，是“想”，通过“沉思”或“思辨”以求知自然的普遍原理。理论知识分为物理学、数学和第一哲学(神学)，其中第一哲学是相对于物理学和数学而言的，它研究具有最高普遍性的原因和原理——关涉的是不动的第一推动者，具有最高的神圣性。在这一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思想——只有永恒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有价值的；只有理念才具有绝对的价值，才是善。基于此，他认为人只有通过沉思，与不动的神“照面”，才能领会终极存在，达到“至善”，实现终极价值。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像他的老师那样将一切都还原为理论，用理论去说明一切。在他看来，理论上的“知好”并不能等同于活动中的“行好”。因为人在行为中具有自主选择性，所以不可能存在一种普适于人类一切行为的原理和规范，这也就决定了必须在理论的沉思领域之外划分出一个行动的领域与之并列——与超验世界对应的经验世界。一切活动都趋向目的，在行动的领域，“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亚里士多德，2003年a，第3页)。但是，根据活动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方式，又可在这一领域将人的活动区分为实践与制作。“实践实际上就是人际行为，而人际行为或道德伦理行为正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主题。”(张汝伦，第102页)它要研究的是人的行为在有选择性(“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如何趋向好的目标，过一种合乎伦理德性和政治公正的生活。与“理论”不同，“实践”关涉善(good)的问题，善作为目的内在于人的伦理和政治活动中。也就是说，实践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活动本身，——做得好自身就是一个目的”(亚里士多德，2003年a，第173页)。一句话，实践就是一种“善”的实现活动。制作主要指各种生产性活动，它关涉的不是活动自身的好，而是作为活动结果的、生产出的产品的好。即是说，制作活动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它的目的在于产品，所以活动结果高于活动过程。简言之，二者的区别在于：对于实践来说，“活动即为目的”，即“目的在活动之内”，因而和理论一样，实践是目的性的活动；对于制作来说，“活动的产品为目的”，即“目的在活动之外”，因而是手段性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