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31.3；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1)06-0140-25 与中国研究相比，美国的日本研究是否日渐式微、风光不再？美国的日本研究与中国研究之间呈现怎样的互动关系，彼此有何启示和借鉴？美国的日本研究面临哪些瓶颈和挑战，出路何在？①这些问题是近年来美国社会科学界颇为关心的问题，对于中国的日本研究和美国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为此，有必要对美国的日本研究知识谱系做系统梳理，从中窥视其整体状况和演变脉络。作为一种“对研究的再研究”，对学术史的回顾盘点也是任何一个研究领域健全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正如“汉学”(Sinology)与“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区分一样，“日本学”(Japanology)与“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也大体以研究对象的时间为界，“日本学”着重考察近代之前的日本，遵循传统的整体研究路径，而“日本研究”则侧重现当代日本，更多采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路径。两者在发展阶段上基本呈现一种接续关系，“日本研究”越来越具有涵盖“日本学”的倾向。但近年来，日本国内不少机构在表述国际学界的日本研究(Global Japanese Studies)时，又往往兼用“国际日本学”和“国际日本研究”，可见在当今的语境下，“日本学”大体与“日本研究”同义。在此，不妨以“日本研究”作为统一指代。在下文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上述名称的变化事实上也反映出日本研究范式的代际差异。③ 至于“国际日本研究”，难以一概而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功能(例如意识形态功能、接触功能、异文化理解功能、学术职业功能、批判功能等)等方面，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④在分析世界各国的日本研究时，学术研究本身(如学科的影响)、该国的智识传统(如偏重实用主义还是强调文献研究)、研究制度(如高等教育制度、研究机构的设置)、国际关系(如该国与日本关系的变化)等因素也都颇为重要。⑤ 一般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日本研究”中，美国的日本研究规模最为可观，成就和影响也最为突出。大体而言，美国的日本研究存在彼此交错的两条发展脉络：一是学者的代际传承⑥；二是随着国际格局调整和日本社会变迁，美国对日认知的变化。在此背后，又存在其他一些影响因素，如日本和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美国学界对于日本的主导性的学术旨趣、区域研究的评价体系变化等。⑦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美国的日本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和阶段性变化。因此，本文将首先梳理美国日本研究的代际更替，重点从“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互动的视角，考察其演变过程中所反映的核心学术争论；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国的日本研究与中国研究的异同，以期提供若干借鉴。 一、美国日本研究的代际更替 美国的中国研究曾表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与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变迁以及学者代际转换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因素息息相关。⑧这一判断也完全适用于美国的日本研究。从年龄结构、学术生涯、研究风格而言，美国的日本研究学者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世代。⑨值得注意的是，前面四代学者的分界和更替虽不无争议，但整体上较为清晰，第四代之后则相对模糊得多。 第一代西方日本研究者包括莱昂·佩奇斯(Léon Pagès，1814-1886年)、莱昂·罗尼(Léon de Rosny，1837-1914年)、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1841-1911年)、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年)、威廉·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1843-1928年)、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1850-1935年)、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1850-1904年)、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m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年)、乔治·桑塞姆(George Bailey Sansom，1883-1965年)、马里乌斯·德菲索(Marinus Willem de Visser，1875-1930年)等人。这些研究者早期多为外交官、旅日学者、明治政府雇请的外籍人士等，后期也渐渐出现了魁特(Payson J.Treat，1879-1972年)等职业意义上的日本研究学者。此外，詹姆斯·柯蒂斯·赫本(James Curtis Hepburn，1815-1911年)等传教士也在日语研究、翻译等领域做出了贡献。这一代研究者多为欧洲人，真正的美国学者屈指可数，上述举例中只有威廉·格里菲斯和厄内斯特·费诺罗萨来自美国，其声名也不及其他学者。 在日本研究的“发轫期”，这些研究者通过个人著述以及《日本亚洲学会学刊》⑩等刊物，对日本这一西方眼中相当神秘的远东岛国作了初步但又全景式的研究。因此，这一代的研究者往往具有“全才”或“通儒”的特征，虽然也以日本历史等某一特定议题作为研究重点，但往往在数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均有所涉猎。沙畹、伯希和、葛兰言等早期汉学家大多博览诸学，被戏称为具有“沙畹综合症”。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者亦如此。同时，在这一代日本研究奠基者中，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学术研究事实上并非其本业或主业，而只是在强烈兴趣的驱使下、在繁重公务之余投身的一种志业。(11)这其中，桑塞姆被誉为既是西方日本研究中最后一位“杰出的业余爱好者”，又是“第一代专家中的一员”。(12)这一赞誉或许也适用于同时代的其他几位饱学之士。日本著名的美国研究者五十岚武士曾将社会科学称为“知”，将区域研究视为“爱”，前者建立在专业的概念和方法组合之上，而后者需要将对研究对象的善恶好恶都包含在内，对其进行整体性理解。(13)这一分类和表述看似略显文学化，甚至不免武断，但套用到第一代学者身上却颇为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