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08 1945年至1991年冷战时期，学者们就已经根据公开的有关资料和新闻报道进行冷战研究，并形成三大学术流派：1950年代的正统学派(Orthodoxy)或称传统学派(Traditionalism)、1960-1970年代的修正学派(Revisionism)、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崛起的后修正学派(Post-revisionism)①。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有关冷战的档案文献的陆续公布，著名历史学家约翰·盖迪斯(John L.Gaddis)于1997年提出“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这种研究的特点在于利用多方档案以及“这场冲突所有主要参与者的记录”，从而将冷战作为一个有始有终、首尾完整的事件来重新理解、重新解释。②陈兼教授和余伟民教授称其为一种学术新潮流或学术现象，是一种研究方法(approach)，但不能算一个学术流派。③ 本文根据相关英文文献，对21世纪头二十年英文世界冷战史研究的主要学术特征、代表作品和存在问题做一总结归纳和评介。概而言之，笔者认为有三个相关联的特点：冷战研究“去中心化”(Decentering the Cold War)，冷战与第三世界成为研究热点；冷战时期欧洲的历史重新受到关注；有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历史仍有不少有分量的成果问世。 一 冷战研究“去中心化” 1991年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之外的历史学家提出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的议题，希望不要仅仅从超级大国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冷战史。2000年4月，时任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的文安立(Arne Westad)受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的邀请，做了斯图亚特·贝尔纳特纪念讲座(Stuart L.Bernath Memorial Lecture)。这个讲座系列邀请外交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领军学者，介绍本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动态。文安立在这次演讲中，提出了冷战史研究的三个新范式(paradigm)，实为三个最有潜力的研究方向：意识形态、科技、第三世界。这篇演讲稿在《外交史》杂志2000年秋季号正式发表。④该期《外交史》同时发表了塔夫茨大学美国外交史教授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讨论冷战史研究方法的文章。史密斯提出了用“近中心分析框架”(Pericentric Framework)研究冷战史的倡议，这标志着冷战研究“去美苏中心”方法的正式问世。他认为，这一分析框架，有利于解决冷战研究中的三个关键问题，即冷战为什么从欧洲延伸到亚洲并演变为全球冷战？冷战为什么在某些时间段如此激烈？冷战为什么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史密斯认为，冷战时期相对小的国家也有自身的利益和倾向，他们的领导人也会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或意识形态的取向来利用和影响超级大国的冷战对抗。因此，从相对小的国家的视角来观察冷战，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冷战的全过程。⑤ 2013年，由美国学者穆尼(Jadwig E.Pieper Mooney)和兰扎(Fabio Lanza)共同主编的《去中心化的冷战史：地方和全球变化》(De-centering Cold War History：Local and Global Change)论文集出版。这本书对冷战研究中以超级大国对抗为中心的主流叙述提出挑战，这些学者的分析视角转向地方层面和区域性的冷战经历，着眼全球冷战时期社区层面的历史，讨论的案例包括日本、印度尼西亚、匈牙利、瑞士、安哥拉以及拉丁美洲国家，还涉及美国社区史，揭示了冷战年代普通人与政治精英的互动，这也是文化冷战史研究的成果。⑥将目光转向社会和文化领域显然是“去中心化”冷战史研究又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在2011年《史学集刊》发表的文章中对社会和文化冷战史研究做过介绍，这里就不展开了。⑦ 冷战研究“去中心化”就是将冷战时期的中小国家放在显著的位置，从冷战时期发生在中小国家的事件中寻找他们与冷战的直接联结，而不只是关注他们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和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将冷战中的大国美国、苏联和英国的故事放到恰当的位置。这样做需要将冷战冲突与发展和冷战之前的一系列问题如非殖民化、民族国家的形成、阿以冲突、欧洲一体化等命题一起作综合考察，从而修正欧洲中心论的冷战史标准叙述。2020年出版的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吕德量(Lorenz Luthi)教授所著《冷战：亚洲、中东和欧洲》(Cold Wars：Asia，Middle East and Europe)一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是一部冷战史研究的力作。作者将冷战史的叙述从全球性、影响全局的历史性事件转向更加重视地区性、局部性的冷战事件的研究，较好地解释了中小国家在冷战中的作用。具体而言，全书提出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论点：第一，认为全球冷战并不是所有地区冲突的根源。超级大国并不能完全操纵中小国家，冷战时期中小国家常常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而渔翁得利。第二，认为重视冷战时期的地区性冲突的研究有利于将非殖民化与冷战叙述更好地联系起来。越南、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等民族国家形成于冷战之前，对这些地区性冲突进行深刻的历史性研究使得我们对主导1945年之后全球冷战的意识形态根源有更深刻的认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著作认为冷战源于欧洲，作者将亚洲、中东的章节排在欧洲之前。他认为中国冷战对抗的根源可追溯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第三，认为地区性或国家层面的发展对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全球冷战体系产生冲击。1945年，世界是由三个大国控制：美国、苏联和英国。到了1960年代，英国衰落，出现了美苏两个核大国竞争和地区性冷战同时并存的国际体系。第四，认为冷战时期在亚洲、中东和欧洲发生的事件相互影响，在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会影响其他两个地区。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影响是从亚洲到中东再到欧洲。例如，朝鲜战争发生在亚洲，影响到中国、越南、印度、阿拉伯联盟和欧洲。⑧吕德量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新观点。他认为，冷战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就已经结束，1970年代后期冷战在中东已经结束，尽管苏联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但到了1980年代初，美苏在中东应对的主要问题已经与冷战没有太多关系，而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对国际安全的威胁。由于中国脱离了苏联阵营，与美国结成“心照不宣的”联盟，到1980年代初期冷战在亚洲结束。在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困境、苏联卫星国逐渐融入国际经济体制以及西欧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表明冷战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就已经结束。本书涉及的研究领域宽广、资料翔实，特别是有关中东冷战的论述，很有新意。然而，本书的写作还是传统外交史的套路，主要是男性领导人物的故事。除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之外，全书再没有女性的声音。至于边缘人、小人物的声音，则丝毫未曾关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