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2)01-0005-(11) DOI：10.13852/J.CNKI.JSHNU.2022.01.001 进入21世纪，由陈奉林教授首倡，魏楚雄、张建华、魏志江、张晓刚教授等志同道合者共襄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取得明显进展。自2006年举行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以来，至2020年已举行12届，出版论文集9部，对东方外交史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研究框架、价值与意义等理论问题，形成若干共识，也探讨了若干相关的学术研究课题，不断取得新进展。从举办研讨会到出版论文集，相关经费均须自行筹措，贵在坚持，确属不易。作为陈教授专论的东方外交史的学术著作出版进展缓慢，期待尽早付梓。 相形之下，中国的西方外交史研究成果，倒是可以信手拈来。如陈乐民主编的《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徐凌云的《近世西洋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蔡东杰的《西洋外交史》(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2000年版)、杨奉泰的《现代西洋外交史：正统主义和民族主义时代》(台北三民书局2002年版)、陈春福的《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周鲠生的《近代欧洲外交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毋庸讳言，东方外交史研究是个大课题。首先，它的空间范围广，时间跨度大。在空间上，东方包括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和北非国家。在时间上，既有遥远的上古时代，也包括近现代与当代，绵延数千年。其次，在内容上，东方诸国的文化类型、文明轨迹、发展变迁、国际格局变化、欧亚非互动方式等诸要素交织，构成异彩纷呈的外交史画卷。特别是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东方国家间以及东西方国家间的外交演进轨迹千差万别、变幻不定，以至于今。在这种情况下，东方外交史的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整体的研究布局上，需要有分有合、分合兼顾。所谓“合”，运用全球史的跨国别宏观研究框架，撰成东方外交史的总论卷，强调共性或普遍性。所谓“分”，或者按照历史进程的先后，分成古代、近代、近现代和当代等时间段，分别展开研究；或者列出若干专题，深入展开理论研究或实证研究；或者按照不同区域，单独成篇或成编，探讨其发展过程。在“分”的单元，设置“篇”或“编”，研究其个性或特殊性，也兼顾共性与普遍性。这样，“分”与“合”相结合，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最终推出东方外交史的学术研究成果系列。 众所周知，外交是国家对外的和平交往行为，即或是以武力为后盾。外交史研究则是对国别、区域间、洲际对外行动或互动的记述，诠释其前因后果、规律与特点。较之国别史、区域史、全球史的全局，外交史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局部。把握全局，则有利于发现全局与局部的内在逻辑关系，对研究对象展开更深入的探讨。 在东方外交史的舞台上，东亚外交史堪称重头戏。无论是古代中国用和协万邦、薄来厚往、怀柔远人等原则主导的册封体制与东亚世界，还是近代日本用暴力排演“东亚新秩序”乃至“大东亚共荣圈”的血腥惨剧，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国家的风云变幻，均构成东亚外交史异彩纷呈的演进历程。从历史资料、学术成果积累来看，东亚史在中国的区域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其中包括汉译的国外学者的东亚国别史与区域史的成果，为东亚外交史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客观上看，无论是史料整理，还是研究观点的提出，日本学者均先行一步，其研究成果不乏借鉴价值，堪为东亚外交史或东方外交史的“东亚编”或“东亚篇”的他山之石。 在东亚，自幕末开港以来，日本人从未停止对东亚的研究。福泽谕吉力倡弱肉强食的“脱亚入欧论”、胜海舟相对单纯的“亚洲同盟论”、曾根俊虎动机复杂的“兴亚论”为东亚史研究提供了思路。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韩合并、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同走马灯般地演出日本帝国武力崛起的过程中，“东洋史学”应运而生。其奠基者白鸟库吉、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策士、学者一身二任，出国考察并著书立说、提交研究报告，影响深远。“二战”结束初期，日本学者反省战前的研究，与“皇国史观”“国策史学”划清界限，推出新成果。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东亚史的探索出现新趋势。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变化显著。日本的东亚史研究亦与时俱进，新论迭出，成果累累。拙文拟分成几个时段，检讨日本东亚史研究的轨迹，为思考东方外交史或东亚外交史提供某些启发。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洋史学”的滥觞 1.白鸟库吉的“东洋史学” 1890年，白鸟库吉(1865-1942)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任贵族学校学习院大学的教授，曾两次游学欧美多国。自1894年发表《檀君考》以来，白鸟涉猎北方民族、中国东北史、西域史、朝鲜史、东洋史、欧洲史等多种研究领域，成果累累，成为学贯东西的“东洋史学”泰斗级人物。白鸟的学术生涯，伴随着日本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国联军之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武力崛起。其有生之年，目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赫赫武功”。因此，白鸟的学术研究从未囿于书斋，热衷“学术报国”。1908年，他为“满铁”设立“满洲地理历史调查室”，搜集资料，开展对中国东北与朝鲜的历史地理研究，出版《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为日本政府扩张政策提供咨询。同时，将幕末以来对外扩张的“满洲情结”与“满鲜”意识，推向日本全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