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怀伦理学的理论谱系

作 者:
陈欢 

作者简介:
陈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南京 210044)。

原文出处:
江汉论坛

内容提要:

关怀伦理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创至今,已经走过了近40个年头。其间,学者们将其应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股名为“关怀运动”的潮流。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关怀伦理学大致能梳理出五种研究进路,即:关系进路、活动进路、工作进路、实践与价值进路和美德进路。通过厘清各条进路的具体观念,便可探讨关怀伦理学的理论谱系,既包括挖掘关怀伦理学的内部结构,又包括清理关怀伦理学的逻辑演进。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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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1-0023-06

      女性主义者认为,长久以来,西方主流道德理论都关乎理性,追求不偏不倚,没有给关怀、偏爱留下足够空间,忽略了人的真实存在的完整性。社会的偏见、观念的局限导致了道德理论发展的不完整,我们的道德理论就像一个成长不健全的孩子,一条腿非常粗壮,另一条腿特别孱弱。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关怀伦理学的兴起成为一种必然。普遍认为,西方关怀伦理学发端于吉利根(Carol Gilligan),其著作《不同的声音》着力刻画了“关怀”概念,并将其与女性经验相关联,特别是与情感和情境相关联。通过设计经验心理学实验,吉利根敏锐地发现,女性与男性在道德思维上有着显著的种类差异。然而纵观整个西方伦理学史的发展,女性的道德视角始终被忽视或藏匿。对此,吉利根感到不满,她强烈呼吁学界重视女性所要求的“不同的声音”。通过经验心理学实验和访谈,尤其是从不同问题意识出发,吉利根重新探讨了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海因兹偷药”思想实验①,她敏锐地发现,在从事道德活动时,男性与女性往往会持有不同的行动倾向:当出现道德两难时,男性大多遵循独立、自主和自我负责的原则,以一种个体主义的方式来采取行动;相应地,女性则更善于体会他人情感,从维系既定关系的角度出发,来寻求道德困境的解决方案。吉利根将女性的特质命名为“关怀”,并精准地总结道:“男孩在游戏中更关心规则,而女孩则更关心关系。”②《不同的声音》既是第二次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代表作品,也首次在理论层面凸显了关怀的重要性。吉利根力图借助“不同的声音”一词,将养育者、帮助者和关怀者这类带有女性角色意味的身份推上道德哲学的舞台。吉利根认为,并非女性的道德水平不如男性,而是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在关系、情感与情境之中思考道德责任,全然不同于讲求形式、抽象、权利和原则至上的男性道德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女性的“关怀的声音”不仅重要,更是一个必须被当代道德哲学认真对待的论题。

      继吉利根《不同的声音》之后,诺丁斯(Nel Noddings)于1984年发表了在关怀伦理学领域里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著——《关怀:伦理与道德教育的女性主义进路》。诺丁斯基于吉利根的经验心理学研究成果,将关怀进一步概念化、系统化和理论化,开启了关怀伦理学全新的理论谱系。随后,关怀伦理学研究便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逐渐形成五种主要理论流派,即关系进路、活动进路、工作进路、实践与价值进路和美德进路。可以说,每条研究进路都为我们审视“关怀”现象提供了有益帮助,研究者们各自的视角既丰富了关怀理论学的概念系统,也形成了群雄逐鹿、百舸争流的局面。

      一、关系进路

      关怀伦理学的关系进路以诺丁斯为代表。诺丁斯对吉利根的理论做了哲学化解读,提出了“关怀者”、“被关怀者”以及“被关怀者确认关怀者的关怀行为”的基本框架。诺丁斯积极地响应了吉利根的主张,将自己的著作《关怀(Caring)》的副标题命名为伦理与道德教育的“女性进路(a feminine approach)”。擅长数学思维的诺丁斯借助形式语言,精准地刻画了关怀者(carer/care giver)与被关怀者(cared-for/care receiver)之间相互成全的“关系”模型。在随后的40余年里,诺丁斯不断完善其理论中的概念细节,如“同情”(sympathy)、“关注”(attention)等,其思想不断成熟,使关系进路成为关怀伦理学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

      诺丁斯认为,关怀关系是关怀双方共同努力的产物,为此,她将关怀关系的两端分别命名为“关怀者”(carer,或caregiver)和“被关怀者”(cared-for)。在诺丁斯看来,关怀的本质是关系,关怀中的当事人互相肩负着构建、维系与巩固这段关系的义务。诺丁斯的关系进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4年—2007年为第一阶段③。诺丁斯主张,若将人与人之间的相遇表征为{(A1,B1),(A2,B2)……(An,Bn)}的集合,A为关怀者,B为被关怀者,(A,B)构成关怀关系当且仅当:(1)A意图去关怀B,也即在A的意识中产生了对B的关注和动机位移;(2)A实施了与(1)相应的行动;(3)B确认(recognize)了A对B的关怀。第二阶段为2007年至今④。诺丁斯考虑了婴儿和植物人等极端情形案例,对条件(3)进行弱化。一方面,她把“确认”改成了“回应或确认”,兼容了那些不具备认知能力的主体(婴儿与植物人)的回应情形;另一方面,诺丁斯认为在极端情形中,可以将条件(3)替换为三条追加原则:(4a)A继续感受B的诉求,并期待着B的回应;(4b)在A实施关怀行为的过程中,B并没有表现出能够被观察到的拒绝反应;(4c)经验表明,如果B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回应,那么其反馈将会是积极的。毋庸置疑,相较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关系进路更具包容性。

      在所有立场中,关系进路无疑是最早形成、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视角,甚至后来的活动进路、工作进路乃至实践与价值进路,都在不同程度上预设了关系进路的存在。根据吉利根与诺丁斯的理解,关怀是以维护关怀关系为导向的,关怀者与被关怀者之间的互动共同铸就了关怀,就此而言,关怀的本质是互惠性的。此外,关系论者还主张,关怀侧重情感和语境,不能为理性或普遍的抽象规则所穷尽,与女性思维更具亲缘性。然而,过分将视野收缩至关怀者与被关怀者,容易陷入私人领域的窠臼,好似关怀仅发生于熟识者之间,无法拓展到政治或社会这类陌生人领域。与此同时,一味凸显关怀的女性气质,无助于将关怀发展成一门适用于全人类的伦理学。于是,特朗托(Joan Tronto)和费舍尔(Berenice Fisher)率先将关怀从“关系”扩展到了“活动”,以一种更广袤的视野来理解关怀伦理学的理论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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