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GPN)的理论问题和中国实践启示

       DOI：10.11821/dlyj020210621

       录用日期：2021-10-11

       1 引言

       从20世纪后期开始，全球经济逐渐形成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的新范式。伴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来自北美、欧洲等主要消费市场的领先企业将内部垂直组织管理外部化，生产组织分解成碎片化的网络，在地理空间上变得更加分散。这种新生产空间组织范式在全球范围内主导着产业的迁移，影响着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并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兴衰。Gereffi等经济社会学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专注于揭示、描绘并理论化这一新现象，提出“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的国际生产网络理论框架，后优化为全球价值链理论(Global Value Chain，GVC)并成为这一领域重要的理论工具和指导诸多后发国家产业发展升级的政策工具[1]。但是，作为解释生产空间组织的理论，GVC却没有充分考虑地理环境因素。为此，经济地理学者提出“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作为对GVC的批判和补充。GPN理论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经过二十多年的检验和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也得到广泛的应用[2，3]。

       GPN最早提出于2000年代早期，经济地理学者在分析视角上突破GVC以企业为中心的局限，强调关注企业内、企业间和企业外的关系网络以及这些网络在组织上和地理上的结构[4，5]。随后，学者们进一步从关系视角审视地理生产组织的研究，称之为“关系经济地理学”[6，7]。2015年，Coe和Yeung提出GPN 2.0，对GPN理论的分析框架、逻辑关系、因果机制和变量均做出了详细的论证，并附以充分的案例实证[8]。近期，GPN学者反思了当前GPN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研究范围过于多元化)，并进一步明确了GPN理论的核心内容[9]。同时，对GVC的态度逐渐从批判转为融合，认为GPN研究在广义上属于GVC研究的一部分[10]。中国学者运用GPN框架对国内案例展开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1-13]。截至2021年6月15日，以“全球生产网络”为关键词的研究在CNKI数据库中的记录达到1426条，其中引用频次超过500的有两篇[14，15]。

       但是，当前国内对GPN理论的认知和应用还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是对整个理论的起源、演变和修正缺乏准确而全面的解析；二是对GPN的应用不够精准，诸多研究对“何为GPN研究”的理解还较为模糊。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尚未准确理解GPN与GVC的关系，未能充分认识到GPN的理论进展与演变，都是在与GVC的交锋中进行的。因此，本文着重从GPN和GVC的关联入手，从GPN的理论脉络出发，对其数次演变的动因做出解释，继而结合最新理论进展，探讨GPN与GVC的关系以及何为GPN研究；最后针对当前中国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在疫情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的时代背景下，探讨GPN理论对中国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优势。

       2 从GCC到GPN 2.0：理论演化与创新

       GVC理论的前身GCC是在世界体系理论的启发下，由Gereffi等在1994年正式提出的[1]。全球商品链是以一种商品将世界经济中的家庭、企业和国家联系起来的组织间网络的集合，分为生产者驱动和买家驱动两类商品链模式。Gereffi的贡献在于界定商品链的3个主要属性(投入—产出结构、领土特性、商品链的治理结构)，使GCC成为可以用来解释全球经济变迁的理论工具[1，9]。但大部分研究将GCC框架视为一种“方法论”而非“理论”，导致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缺乏系统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工作[16]。

       21世纪最初的10年间，GCC研究从聚焦商品转向探讨联结各地生产活动的价值链，提出以GVC替代GCC[17，18]。然而在这一时期，GVC理论工作大都集中在治理结构方面，以价值链结构为自变量、公司及区域的产业升级为因变量，总结各种结构类型[19]，如Humphrey等总结的GVC中四种产业集群升级[20]。在此基础上，GVC开展了一次十分重要的理论升级：否定先前界定的两种商品链模式，根据交易的复杂性、交易的可编码性和供应能力定义3个变量，并通过变量赋值的高低，推演出五种类型：市场式、模块式、关系式、依附式和层级式[21，22]。之后十余年，GVC理论再无重大的更新换代，只是拓展到各学科，覆盖多行业，为诸多地区和国家政策制定所参考，成为影响较大的理论工具。截至2021年5月1日，CNKI数据库中使用“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成果达9600条，其规模约为GPN研究的7倍。

       在首篇GVC理论提出三年后，Dicken、Henderson等经济地理学家针对其理论不足提出了GPN框架，用于阐述基于生产关系而形成的企业内、企业间和企业外的网络，借助价值、权力和嵌入性3个变量，对网络的空间组织机理进行初步理论化[4，23]。自此GPN进入了理论建设和应用实践的发展阶段，并形成鲜明的流派。早期GPN理论通常被称为GPN 1.0，以区别于2015年后提出全新分析框架和变量的GPN 2.0(表1)。

      

       整体而言，GPN旨在将传统关注企业内部生产关系和空间移动的研究焦点扩展为企业和企业外部的制度机构，将GVC所探讨的内容拓展到更多维度，从而更准确地捕捉生产组织在全球尺度下变动的机制与原理，对跨国投资贸易和区域发展更具备解释力和政治经济学的敏感性[24]。不过，早期GPN 1.0缺乏长时间历史维度的解释以及对因果关系的总结[25]，对发展轨迹的分析偏为单向，即主要从主导企业出发来考虑问题[26，27]。Coe等在2015年正式提出GPN 2.0框架，将GPN升级为有明确变量和因果关系的理论框架[8]2。王艳华等对这一次重大的理论修正有过阐述[2]，刘逸随后对GPN 2.0理论修正的动机和目的做出解释[22]。本文对此作两点补充阐述。首先，这次修正是GPN学者对自身进行的理论反思，是走向理论规范化的重要一步。一个有解释力的理论，必须具备清晰的变量体系(自变量和因变量)和因果机制。经济地理学许多经典理论能很好地捕捉现象与机制，概括新出现的经济地理事物，但随后的拓展应用往往变成“因地制宜”式的实证，没能给出一般性的现象—机制逻辑框架。例如在学习型区域的研究中，Cooke等给出了若干决定性因素，但是没能进一步明确这些因素的组合能有几种结构[28，29]。GPN 1.0也存在同样问题，所以厘清变量和机制成为GPN 2.0的理论重点。其次，GPN 2.0的理论修正是对经济地理学的一次有力捍卫。本质上，GVC是基于交易成本的理论逻辑建立起来的框架，其核心解释变量不具备空间性[30]41，多关注网络形成之后的管理和同一方向的升级路径。GPN 2.0将空间元素融入了驱动力(causal drivers)变量中[8]，借助“价值捕获轨迹”的概念分析企业战略如何导致网络关系的形成和变化、以及企业是否在与生产网络的战略耦合中获益，并揭示某些价值捕获轨迹如何在特定区域成为战略耦合的主导模式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以对服装产业的分析为例，早期GCC探讨韩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地区企业从来料加工到OEM和OBM升级，构建出“制造商—中间商—销售商”三角状商品链，以此为例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揭示买方驱动型商品链的特征[18]。GVC则将这个案例总结为从依附式结构价值链向关系式转变，认为不同类型的价值链结构对东亚企业的要求各有侧重[21]。服装业虽不是GPN的主要案例，但也在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其中GPN 1.0聚焦的主要是马来西亚、泰国、中国等地的制造企业与服装全球生产网络耦合的方式，并以此作为“生产平台”的典型展现该类战略耦合机制[31]。GPN 2.0一方面借助“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规则”等具备传统地理因素特征的变量，揭示“企业间伙伴”的形式成为服装产业生产网络关系主要形式的原因[8]147-150；另一方面通过深入探析“环境风险”如关税制度等网络外因素对产业组织方式的影响[32]，以期对该产业与区域发展和生产网络的多样性动态有全面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