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518(2021)05-0058-07 一、语意学转向与设计作为话语 从设计符号学与语意学研究的重要学者克劳斯·克里彭多夫(Klaus Krippendorff)梳理出的、人造物经由产品、商品/服务/识别、界面、多用户系统/网络、项目、再到话语的进化轨迹来看①，设计已经越来越进入了语言的范畴，物也越来越多地嵌入到语言之中②，人类并非依据事物的物理属性而是依据事物对自身的意义进行观看和行动③。语意学转向(Semantic Turn)的核心，与其说是承认人的重要性，不如说是强调话语及其意义的重要性。物与设计的命运均取决于人们在其语言中如何讨论它们；人类在后人类时代的命运，也取决于如何在以物为媒展开的沟通当中守住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说话的能力对于人类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设计与人类的言说行为与语言工具又有什么关系呢？从维特根斯坦的立场来看，说出来才意味着存在着，只有可以在语言层面表达出来的客观现实才存在。 “话语性设计”(Discursive Design)是本文要重点引介的一种新兴设计概念，它在实用主义的设计态度之外，更加关注设计在智识方面的影响力，以物作为引导提问与开启对话的媒介，实现传达观念、塑造信仰、引起反思等目标。为了应对信息时代带来的“理性困境”④，话语性设计旨在为“无言之民”提供翻译仪与扩音器，越多人能够参与到技术应用的议题讨论中，就越能保障其技术伦理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话语性设计认为，设计之物(Designed Objects)是启发对话、生产话语的关键触媒。设计的意义，除了发生在生产与消费的语境中，也可以出现在思考和讨论的话语场景中。本文将重点论述话语性设计如何以另类之物作为媒介，通过设计去促进反思并制造公共话语，从而促进沟通伦理的实现。为了促进合意未来(Preferable Future)的实现，设计除了继续务实地提供问题解决方案之外，还可以“以虚务实”，以想象力和另类性(Alternatives)为杠杆撬开封闭霸权的话语空间，将大多数原本不具备话语能力与资源的普通人，纳入到讨论技术伦理与设计价值的议题当中。 二、话语性设计：为反思而设计 “话语性设计”系统地出现于美国设计学教授撒普(Bruce & Stephaine Tharp)夫妇2018年出版的新书《话语性设计：批判、思辨与替代之物》(Discursive Design：Critical,Speculative,and Alternative Things)⑤。两人颇具学术野心地将那些不同于以实用与商业价值为导向的传统设计的所有新兴设计，均收编到话语性设计的麾下。话语性设计的价值在于“益于思考”(Good for thinking)，传统设计的价值则在于“益于消费和使用”(Good for consuming)。话语性设计被撒普夫妇处理为一种“属(Genus)”，涵括了质询设计(Interrogative Design)、激进设计(Radical Design)、反设计(Anti-design)、非设计(un-design)、为辩论而设计(Design for debate)、对抗性设计(Adversarial design)、竞争性设计(Contestational design)、异见设计(Dissident design)、思辨再设计(Speculative re-design)、反思性设计(Reflective design)、批判性人造物方法论(Critical Artifact Methodology)、战术性媒介(Tactical Media)、命题性设计(Propositional Design)、思辨设计(Speculative Design)、煽动性设计(Instigative Design)等，以及批判性设计(Critical Design)、设计虚构(Design Fiction)、设计未来(Design Future)、未来造景(Futurescaping)、物导向设计(Object-oriented Design)等不同种(Species)的新兴设计实践。⑥可见，话语性设计并非某种容易被识别的设计风格或统一连贯的设计方法，而是一种认知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那些以促进反思、对话与沟通为目标的，看上去既艺术又设计的新兴实践。 实际上，“话语性设计”作为一种新概念，出现的时间更早一些。2009年，撒普夫妇便提出了一种区分工业设计四种领域的结构⑦，四域框架基于对设计意图的区分，提出了四种设计类型，分别是：为了盈利的商业性设计、为了服务的负责任设计、为了探索的实验性设计，以及为了反思的话语性设计。两年之后，挪威奥斯陆建筑与设计学院的安德鲁·莫里森(Andrew Morrison)等人在IASDR2011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适用于更广泛设计范围的“话语转向(Discursive Turn)”，即“设计研究需要探索和交流设计实践的潜力，使其具有思辨性，并鼓励产生作为设计的话语与设计中的话语……(话语性设计)理论上受到应用语言学的话语分析的启发，核心概念来自社会符号学和多模态研究。”⑧综上可以看出，“话语性设计”作为范式的底层逻辑并不新，反而算是设计本体论的基本要义之一。从词源上来看，设计(Design)的拉丁文是de+signare(设计赋予物体以意义)，跟符号(Sign)与意指(Designate)具有相同词源，将设计、符号与意指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正是“意义”⑨。设计本身就关乎意义的表达，话语性设计更强调的是基于反思与论辩的智识意义，而不是在消费和使用等行为中产生的物理意义。在克劳斯·克里彭多夫的语意学转向里，物的意义，来自于多方对话。传统设计，只关注了从设计师的意图端发送出的意义及其意义制造和诠释机制。语意转向后的新设计，开始强调利益相关者、强调用户对于意义的建构与参与。在撒普夫妇的话语性设计这里，则更为强调物(Thing)作为引发意义的触媒角色，将意义建构与参与的方式确定为基于反思的论辩，从而明确了“话语性设计”这一概念的新意。 话语性设计的学理资源主要来自于物质文化与人类学。两者共享的基础概念是社会物质(Sociomaterial)实践，即认为“将物质性作为任何社会实践中的构成要素。[暗示]虽然社会关系是由物质性构成和介导的，但物质性本身是在社会语境中形成的。”⑩话语性设计，简单理解就是“通过设计的话语”(Discourse Through Design)。这里的设计，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动词的设计是制造与生产话语的手段与方式，名词的设计是话语及其意义的载体，具体而言就是设计的对象和产物，简称为设计之物。基于人类学与物质文化的基本立场，话语性设计将物作为引发凝视、反思、讨论与对话的媒介，在上述以语言为重心的活动中形成关于某一议题的公共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