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卫恒(？-291)《四体书势》是书论史上极为重要的名篇，作者借鉴文学丛辑《七林》将同类辞赋汇为一编并加序论的模式，辑录有关“书势”一类的文章，撰成此书。“四体”指古文、篆书、隶书、草书，蔡邕《篆势》和崔瑗《草书势》在卫恒结撰《四体书势》之前就已存在，《字势》和《隶势》二篇则为卫恒自作，四篇均有卫恒所作小序，即《篆势序》《草书势序》《字势序》《隶势序》①。《四体书势》梳理了西晋以前字体、书体发展的源流，并对代表性书家进行精当的评述，响应了西晋及此前书法发展的一些热点问题，同时运用优美的赋体语言描述了字势之美，论赞杂陈，述作并举，不仅为早期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照，也为后世书法史的撰述树立了典范，同时为中国书论范畴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四体”之提出
一般而言，新事物的出现，应是先有实再有名，“书体”也是如此。甲骨文、钟鼎文自不必说，篆书、隶书这些书体名称，也必然是实在名先。秦及其以前的典籍中，“篆”有两个义项，即车轮毂上的纹饰或乐器钟钲上的部件，皆与书体之“篆”无关。秦乃至西汉中期以前，鲜见“篆书”一词②。目前所知，篆书之名最早出现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日大篆，二日小篆，三日刻符，四日虫书，五日摹印，六日署书，七日殳书，八日隶书。③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秦书八体”的说法应出现在秦汉之际，乃汉初学者据秦时文字状况，并结合当时的实际应用，加以区分而制定④。这一论断应该符合历史事实。“秦书八体”后，有西汉“六体”(亦称“六书”)，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⑤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将“八体”和“六体”进行比较，结论为卫恒《四体书势》所本：
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日大篆，二日小篆，三日刻符，四日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空甄酆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传书，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
与“秦书八体”相比，新莽“六书”中的“古文”和“奇字”可归入“大篆”，“传书”即“小篆”，“佐书”即“隶书”，“缪篆”即“摹印”，“鸟书”即“虫书”，此外少了“刻符”“署书”和“殳书”。但学界有人认为“刻符并入篆书，殳书并入隶书，独阙署书而已”⑥。其实，署书应该归入篆书一类，卫恒即是如此处理。
《隶势序》云：“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这一方面通过“隶书者，篆之捷”将篆书和隶书的承递关系揭示出来，另一方面将符印玺(摹印)、幡信(鸟虫书)、题署(署书)等归入篆书这一大类中。此外，《隶势序》还反复提到王次仲(始作楷法)、师宜宫(能大能小)、梁鹄(善题署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得次仲法)、毛弘(善八分)、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等，并及刘德升、钟繇、胡昭等人的行书。这说明，卫恒对书体的分类采取了“以类相从”的方式。如果说《四体书势》中的篆书一类大抵不离“八体六书”的范围，那么在隶书一类中将八分和行书附后，则表明书体正在派生和裂变，从而体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⑦。
卫恒提出的“四体”，除与“八体六书”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以外，还可从曹魏时期《三体石经》(241)中找到渊源和出处。汉末魏初，今古文经学两派对峙的局面归于调和，有识之士渐感今古两家互有短长，欲明全经，只有弃短取长，加以折衷。为适应当时政治和学术的需要，乃有魏刊古文经以补汉石经之举。《字势序》言：“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为写《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卫恒祖父卫觊是魏初古文的重要传人，曾参与《正始石经》的撰写工作，卫氏一门对古文均有研究，这也是卫恒将古文列为“四体”之首的内在动因之一。
将“草书”列为“四体”之一，是《四体书势》对“八体六书”和《三体石经》的重要发展，当然也是汉魏之际草书空前兴盛的历史现实使然。作为“书体”名的草书出现较晚，至迟在东汉初期出现，卫恒所言“汉兴有草书”中的“汉”即是东汉。《四体书势》梳理了草书的始末，特别指出：“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伯度，号称善作篇……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常曰：‘怱怱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以现在的常识看，卫恒的记述缺少两个细节：一、他没有提到比杜度早一百多年的史游；二、他提到“善作篇”“草圣”，没有提到“章草”“今草”之名。卫恒所说的“作篇”之“篇”，在汉代一般指“字书”而言，如《急就篇》《凡将篇》《训纂篇》之类，杜度“善作篇”应指他用草书写的字书，这种草书被后世命名为“章草”。《非草书》云“竞慕二贤，守令作篇”⑧，蔡邕《劝学篇》云“齐相杜度，美守名篇”(张怀瓘《书断·神品》引)⑨，其中的“篇”当指章草。至于《急就篇》后来被称作《急就章》，应是章草名称出现之后的追加，章草的创始其实与史游无涉。故而，张怀瓘所谓“杜度在史游后一百余年，即解散隶体，明是史游创焉。史游，即章草之祖也”⑩的论断有误。“篇章”二字对举，是章草得名的缘由。陶弘景《上武帝论书启》“兼此诸书，是篇章体”(11)，孙过庭《书谱》“包括篇章，涵泳飞白”(12)，这里的“篇章体”和“篇章”即是“章草”，具有典范、章奏、字学等多重含义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