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21)04-0092-15 1798年波拿巴·拿破仑率领法军入侵埃及，标志着埃及近现代史的开端，由此埃及逐渐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并被边缘化。整个19世纪上半期，埃及是以穆罕默德·阿里推行现代化改革及其军事扩张而被载入史册的。如果说拿破仑入侵打开了埃及面对现代世界的第一扇窗，那么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及随之而来具有浓厚西方化色彩的改革则是打开了一扇门。正是这种情况下，埃及的伊斯兰势力加速了其式微的历史进程。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本身依托于军事力量和征服战争，他本人对宗教其实并不感兴趣，而强化统治地位的客观需要使之从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等各方面弱化了政治与宗教学者或宗教派别的关系，政治上改革的年代，也是宗教上式微的开始。 一、埃及的衰落与拿破仑入侵前后的政治与宗教 经历了三个多世纪马穆鲁克的统治之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埃及可谓满目疮痍。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行省，双方虽然依然维系着1517年以来的所谓“臣属关系”，①但埃及事实上处于“贫困、与世隔绝、被外界忽略”的境地。②而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路、腐朽衰败的奥斯曼帝国却依然牢牢掌握着埃及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实施着严格的政治控制与军事统治。 这种政治控制和军事统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奥斯曼帝国自己派往埃及的近卫军(被称为奥贾克)来完成。他们拥有很大的统治权力，不仅负责驻守埃及本土，抵御外来侵略，而且履行着征收捐税、辅佐帕夏的职责，成为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实际的统治者。另一个途径则是通过马穆鲁克军团(家族)来完成。这是一支在土耳其人入侵之前就在埃及存在的军事力量，最早是从中亚和外高加索等地区购买来的奴隶。马穆鲁克家族虽然派系繁杂，经常彼此交恶，导致埃及内战连绵、动乱不休，但他们也确实从来没有实质性地提出埃及独立的要求，大多数情况下与土耳其统治势力沆瀣一气，只知道搜刮民财，置百姓疾苦而不顾，遑论农业生产和经济改革。 埃及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埃及历史学家在分析这一时期埃及衰落的原因时指出，主观上正是马穆鲁克家族的混乱统治，加上土耳其政权的软弱无能导致了埃及经济社会的滑坡。不过，他们也正确地指出，自16世纪开始，地理大发现所导致的新航路的开辟，使原来围绕东地中海和红海而繁华一时的海洋贸易和过境贸易一蹶不振，也是导致埃及走向衰落的重要的客观原因。由于地理的缘故，埃及在历史上发挥的突出作用之一，就是内联外引，它通过红海贸易沟通亚洲和非洲，再通过过境贸易联结欧洲，长期以来它和欧洲的历史联系具有某种内在的规定性，使之成为一体。而现在，无法再发挥联系欧亚非三大洲贸易和文化联系的纽带或桥梁作用，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埃及曾经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早期所发挥的古代文明领头羊的作用和伊斯兰文明的光辉灯塔的作用双双凋敝。 除了奥斯曼近卫军和马穆鲁克之外，埃及社会阶层还包括宗教界人士、学者、工商业者和广大农民。由于爱资哈尔清真寺在文化、知识、宗教方面的教育和传播作用，以及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重大影响，③被誉为“肩负着宗教使命、热衷于宗教事务”④的宗教界人士(乌莱玛)地位非常显赫，其社会地位仅次于马穆鲁克。他们构成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阶层，不仅与埃及下层普通老百姓交往甚密——被称为下可“领导人民”，而且与马穆鲁克的对话也有很大发言权——被称为上可“居中调停”，从而在埃及社会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领导人民”是指，他们在人民群众中拥有很大势力和崇高威望，受到人民的普遍崇敬和赞扬，例如《埃及近现代简史》提到，卖主不收他们买东西的钱，而骑骡子的人在经过他们面前时主动下鞍。所谓“居中调停”是指，即便是飞扬跋扈的马穆鲁克们也要借助他们来巩固政权，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每当统治当局欺行霸市、鱼肉人民之际，老百姓就向这些乌莱玛和伊斯兰教法学家呼吁，他们便可以发挥向当局斡旋的作用，为人民消弭灾祸。1795年，长老们就迫使马穆鲁克易卜拉欣和穆拉德签署一份文件，保证在收税时不得对群众横征暴敛。该文件被埃及历史学家誉为类似于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⑤ 1798年5月，拿破仑·波拿巴怀揣建立从尼罗河到印度河的东方帝国的迷梦，打着从马穆鲁克的暴政下解放埃及的旗号，在督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开始远征埃及，拉开了埃及近代史的序幕。拿破仑发表《告埃及人民书》，告诉埃及人民，他们是为推翻马穆鲁克统治、恢复奥斯曼素丹的权力而来到埃及的。法军采取军事、诱骗、威胁等各种手段妄图驯服埃及人民，但遭到埃及人民的坚强抵抗。后来，拿破仑又发表第二次《告埃及人民书》，声言埃及人民已经被法军从马穆鲁克的暴政下解放，应该和法军亲善，恢复秩序，安居乐业，并宣布自己皈依伊斯兰教，鼓励部将要娶埃及女子为妻。他还建立了由埃及人组成的开罗及各省行政会议以及全埃及国务会议，以此来说明要恢复埃及人的权利。 拿破仑占领埃及期间对埃及的殖民主义治理体现在三个方面：行政治理、军事镇压和经济掠夺。其中行政治理主要的手段有三：一是引入法国的治理模式，建立所谓的各级行政会议和全埃及国务会议；二是采取“宗教治理”，即对伊斯兰教的利用；三是文化开发，即所谓学术远征产生的影响。 拿破仑征服埃及过程中，对伊斯兰教的利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掩盖远征目的。他在亚历山大城里张贴和散发《告埃及人民书》，声言入侵埃及是“为了恢复你们的权利，惩罚那些暴虐者”，标榜自己“比马穆鲁克更敬畏安拉”，“崇敬先知穆罕默德和伟大的古兰经”。宣扬“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人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智慧、品德和知识”。⑥告示充满了“自由、平等、博爱”等词汇，但显然这是虚伪的，拿破仑后来也承认这是一种欺骗。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