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威廉·多伊尔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成就时认为，公制度量衡是革命最持久的成就之一，它的接受度比革命者的人权观念和《民法典》还要好。①但在最近几十年的政治文化研究潮流中，这个课题却相对冷清，尤其是将它与革命的另一项创举——共和历进行对比时就更明显了。孚雷(F.Furet)和奥祖夫(M.Ozouf)主编的《法国大革命批判词典》、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记忆之场》中均有“共和历”词条，却没有公制度量衡词条。但已经有人指出，大革命时代的这两项制度建设实际上是一体的。② 当然，上述学术潮流并不意味着西方学界对这个问题缺少关注。这首先体现在有关度量衡的历史，尤其是西方的度量衡的通史性论著中，它们把公制度量衡的诞生视为整个度量衡历史的转折点，这方面，法国学者让—克劳德·欧凯的《历史上的度量衡》、波兰学者维托尔德·库拉的《度量标准与人》较有代表性。③在集中探讨公制度量衡的诞生史的著作中，美国学者罗纳德·祖普科的论著勾勒了公制度量衡从酝酿、提出到确立和推广的过程，其分析侧重科技史。④在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已经有人梳理公制度量衡产生和确立的进程，并附有大量历史文献。⑤最近几十年，度量衡史研究在法国仍有发展，但关注的重心在革命之前的时段，尽管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曾有一部文集问世，但总体而言它在当时的学术热潮被忽视了。⑥新世纪有些零星的成果问世。2003年，美国学者肯·阿尔德以大革命期间两位负责子午线测量的科学家为中心，描述了公制度量衡制定过程中这项核心工作的曲折艰辛，该著的标题很好地展示了此举的抱负——“万物的尺度”。⑦ 本文拟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下重新探讨公制度量衡诞生的思想和文化根源。近些年来，以罗杰·夏蒂埃和罗伯特·达恩顿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对18世纪法国大众文化的分析，修正关于启蒙与革命的经典论述，揭示启蒙的多面性，以及启蒙与革命之间的非连续性。⑧不过，考察公制度量衡从酝酿到制定和确立的过程，可以清晰地辨识出贯穿启蒙和革命时期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这就是对于“自然理性”的信念；而这一新体系最后的成功，亦可修正当代史家对于革命者的理性主义信念的批评。鉴于公制度量衡体系是以标准长度单位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本文将以“米”为阐述的重点。 一、度量衡的“巴别塔” 革命者之所以要制定一套全新的度量衡，是为了克服旧制度时代度量标准纷乱繁杂的局面。在革命前夕的法国，指称度量衡的名词大约有八百个，但每个名词之下的数值标准不尽相同。据估计，当时法国的度量衡多达25万种，⑨堪称度量衡的“巴别塔”。塔列朗(Talleyrand)把这一混乱情形归咎于查理曼之后的封建混乱，⑩他的看法代表了当时的普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正确的，后世的研究表明，度量衡状况与政治形势关系密切。 启蒙时代的改革者把度量衡的统一事业追溯到古埃及，并尝试确定古代度量衡单位与现代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11)古代人以宗教般的虔诚保管他们的度量衡基准，在7世纪的法国，它们存放在国王的宫殿中。(12)查理曼曾致力于实现王国的度量衡统一，他颁布法令，在王国内禁止设立新度量衡，因而可能成功地恢复了古罗马时期度量衡的统一，不过这些单位之间一般通行十二进制。中世纪早期西欧的度量衡可能比随后几个世纪更具条理性。加洛林时期，确定度量衡以及量具的校验是专属于国王的权力。(13)但10-12世纪的封建化使得这种权力转入诸侯甚至地方领主手中，这导致度量衡的名称和数量的激增。原有的度量衡会因为不常进行校验而发生变化，地方豪强也会从地方习惯乃至自己的需要出发，创设新的度量衡名称和标准。当代学者甚至把度量衡的适用范围视为评估封建主的权力范围的指标。在12世纪的勃艮第和洛林一带，领主规定的度量衡不仅成为农民缴纳实物租税的唯一标准，领主还可行使监督权，对使用违规器具者处以罚款。(14)因此垄断度量衡是封建统治权的一部分。 封建时代的割裂局面一直持续到大革命前夕，这体现在18世纪的地籍调查中。(15)但中世纪以来法国的度量衡格局仍在不断变化。变化的原因多种多样，如相邻的度量衡体系的竞争，最重要的则是商业交换和王权复兴的影响。一些城市会将自己的标准扩展到周边的乡村，而且确立度量衡的权力被视为城市的一项特权，诸侯或国王有时还会正式认可。(16)度量衡的繁复多样自然会引发争端。13世纪初，一个小骑士希望按自己规定的度量标准向修道院缴纳一桶(muid)小麦，但后者坚持要以自己的桶作为单位。最后骑士让步了，他在修道院的祭坛上放一枚钱币，象征和解。(17) 通行的经济行为也助长了度量衡的多变性。据欧凯研究，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法国人在做交易时，不喜欢改变价格，而改变度量衡更为常见。(18)但此时的王权开始介入这项事务。关于加洛林时代度量衡统一的记忆并没有消失，人们还从神学角度论证统一的必要性：神就是一，他憎恶多样性。无论买还是卖，度量和重量都该均等公正，圣经经文亦可为证：“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19)但王权很少出于促进贸易的动机介入度量衡事务，它主要是为了声张自己的权威，或为改进租税之征缴。有时国王会将监督度量衡的权力出租获利，并以授予或认可某些地方豪强的度量衡权利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