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5939/j.jujsse.2022.01.zx2 2015年6月，美国宣布同性恋婚姻合法并引用“儒家思想”作为婚姻重要性的论证，这引起国内不少儒家思想研究者的争论。张祥龙、吴飞等学者纷纷撰文，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探讨这一“事件”，儒家伦理是否接受同性恋婚姻以及相关问题成了争论的焦点。在一定意义上，同性恋问题构成了对儒家伦理的当代挑战。这只是近年来儒家伦理面临的一场显性争论而已，当代中国女权主义的兴起，结婚率、出生率的下降，离婚率的攀升，无不“威胁”着儒家的生存基础并对儒家伦理的当代合理性提出了挑战。如何看待这些挑战?儒家伦理如何在当代获得存在意义?儒家伦理在当代以何种样态存在?这些问题十分值得思考。 其实，儒家在近代以来面对的挑战从未中断过，只是这些年的新问题更具“威胁”性，尤其是某些问题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基础生态与群体心态。近现代以来，不少学者都在思考儒家伦理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其中很多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分析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不少思考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更加值得我们注意。 本文从分析李泽厚的“文化心理”说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说出发，并以之观察当下发生的诸多问题。之所以选取这两个说法，因为此二说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颇为“流行”，然而其背后的思想含义尚有待厘清，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阐释并比较“文化心理”和“文化自觉”这两个观点，可以为我们观察当下、思考未来提供助益。 一、“文化心理”的“情-理”结构 19世纪中叶以来，儒家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其制度性基础遭到破坏，儒家以及儒家伦理是否应当、已经走进博物馆，成为不少人的质疑。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儒家走进“博物馆”这一观点，而史华慈则以“图书馆”说回应，杜维明先生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也是对此一境遇的思考。面临这一问题，还有不少现代学者用“文化心理”证成儒家的存在和意义，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一些核心内容，作为“文化心理”不自觉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行为、伦理价值判断。[1]93此种对“文化心理”的使用当与李泽厚对“文化心理结构”的使用与分析有关[2]，“文化心理”的使用一方面反映了李泽厚创造“文化心理结构”时的基本意涵，但在另一方面也脱离了李泽厚创造它时的基本指向——李泽厚不单单是要证成传统还发挥着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作用，他更希望的是“改造”这一文化心理结构。 李泽厚认为“文化心理结构”这一概念为自己创造，并以之区别于西方的“心理文化结构”，其重点在于从文化到心理[3][4]135，照他的说法，早在1961年就形成了其中一些重要思想(如“积淀”“心理结构”“情理结构”)[5]20-22[6]。李泽厚所讲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有着十分复杂的关联性，既涉及美学思想，又涉及伦理学，既与人性问题有关，又与他提出的“两德论”密不可分。本文对这些复杂问题不做处理，重点关注李泽厚使用“文化心理结构”看待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这一问题。这些论说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说文化心理》《论语今读·前言》(初版于1998年)等著作与文章当中。 1980年，李泽厚发表《孔子再评价》(后收入《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认为“孔子以‘仁’释‘礼’，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创举，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下了始基”[7]1，这种“化为”也就是从文化到心理，亦是他后来所讲的从伦理到道德。在李泽厚看来，“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它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7]32。这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在李泽厚看来不是神秘的、超社会历史的，而是“积淀”而有的，由外化为内，即是此种“积淀”的效果。李泽厚“反对孟子讲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3]，就是认为此种先验的讲法过于神秘，而没有看到历史性的“积淀”。此种积淀也即“自然的人化”，从理性化为感性，由社会化为个体，由历史化为心理。按李泽厚后来的讲法，“人的心理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性，就是因为有群体社会的‘文化积淀’”[3]。晚近，李泽厚更多地使用“理性的凝聚”来指称道德特征、自觉意识、心理形式经过长期历史由文化积淀而成的特征，并认为“理性的凝聚”指向伦理学，是“人性能力”。[8]43 因为重视文化心理结构、重视“积淀”，李泽厚也特别强调秦汉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秦汉时期是原始儒学的真正落实，不仅在物质文明，还在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上为中国之后的发展形成了模式和基础。[9]143在李泽厚看来，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不识字的普通人，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普通老百姓，儒家所讲的“道理”不仅渗透在中国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当中，还通过“积淀”进入人们的心理习惯，“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通过儒学教义，经常相互渗透、联系”[10]前言4。儒学“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文化而心理，不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理解和认识，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想象和信仰，构成了内在心理的某种情理结构”[11]4-5，理解这一结构较为重要的就是此种无意识的行动指引。儒学对于中国人来讲不是外在的道德规范，而是化为了深层的道德律，或者说，经过历史的积淀，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是不自觉的“行仁义”，此种“行仁义”是不自觉版的“由仁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