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22)01-0127-11 理性化的社会生活要求遵从清楚明白的规则，而且一旦形成对规则的路径依赖，就必然会不断地在既有规则的基础上增加新规则。在某种意义上，新规则的不断生产是理性化的社会生活的要求，但在其背后，却包含着对人的道德行为和行动能力的怀疑。从现实来看，社会理性化构成了工业社会这一整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社会特征，这个社会在法治的名义下时时都在强化规则，并形成一种信仰规则的文化，进而对道德文化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冲击。或者说，对于人的生活和行动的规范而言，形成了规则替代道德的效应。的确，规则在“他治”的意义上表现出了远比基于道德的“自治”更为优越的可操作性，而且规则也会不断地去展示和强化其可操作性。结果却是，道德因为其所谓的不可操作性而受到了轻视，以至于规则替代了道德，甚至排斥道德。在社会治理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只要去开展依靠规则的治理，道德就会迅速退场；当一个社会追求法治的时候，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就会有所滑落。这是社会生活的现状，至于这个社会的行动者，在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时，是把遵纪守法作为行为准则的，但在是否需要遵从道德规范的问题上，往往会因为文化心理的原因而保持沉默，而实际上并不认可遵守道德规范的必要性。 不过近代以来，人们也一直在表达对道德的渴求。用西蒙的话说，其原因是：“多少世纪以来，人类行动一直在创造各种各样无意识的和预料外的结果。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些后果，倒也可以活得心安理得。如今我们可以跟踪了解自己行为细微和间接的效应……由于我们具备了追踪这种效应的新能力，所以我们对那些效应感到前所未有的责任感。智力觉醒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上的醒悟。”①特别是当人类走进风险社会的时候，充分地意识到，由“各种各样无意识的和预料外的结果”造成了社会风险积累并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出现了，使得我们深切地意识到风险社会中的行动者是需要有道德责任感的。当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时，不仅意味着一种人类“大我”的觉醒，而且意味着风险社会中的行动者必须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开展各种各样的行动。可是从全球的范围看，特别是在深受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文化熏染的西方世界中，行动者的道德觉悟仍然是一个需要启蒙的问题。从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情况看，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不仅在挽救人的生命方面表现得不积极甚至不作为，而且一再地突破道德底线，撒谎、“甩锅”、损人利己等无所不用其极。在人类已经陷入风险社会的今天，所有这些不道德的行为都不断地加重了社会风险，从而使整个人类在风险社会中陷得越来越深。在风险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所需要的是道德的行动者；也只有当行动者是有道德的时候，才能承载起“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行动。 一、工业社会与道德的苦难历程 道德是由人承载的，是通过人的心理活动、行为以及行动表现出来和得到证明的。道德具有客观性，或者说是根源于人的伦理关系的客观性，反映了客观性的社会需求。正如哈耶克所说的，“像语言、市场、货币或道德准则这类现象，并不是真正的人工制品，不是自觉创造的结果。它们不但不是出自任何心智的设计，而且它们是由不受维持这种制度的欲望所指引的人们的行为维持的，并且它们的正常运行取决于这些行为。既然这些制度不是出于设计，而是取决于我们未加控制的个人行为，因此我们至少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能够用各组成部分受到自觉控制的组织起来改进它们的表现，甚至不能认为可以做到和它们旗鼓相当”。②应当承认，哈耶克所列举的这些，都是根源于客观需求的。不过，从总体上看来，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建构工业社会的文化、道德、市场经济以及民主制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但这些是不能被理解为“取决于我们未加控制的个人行为”的，而是应当归入设计的范畴，启蒙思想家提供了一个总的设计原则和基础性的方案。这说明人类在这些方面并不是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的。 虽然从微观视角看宏观社会的建构，会感到许多东西都不是人们自觉设计的结果，但人类在宏观社会建构方面的自觉性、能动性还是持续增强的。我们相信，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只要能够认真地感知风险社会中的人的生存要求，只要去认真地想象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合作行动要求，只要我们怀着人的共生共在的理念，就能够在积极建构合作文化和新型道德方面有所作为。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哈耶克的判断，“如果我们把人类文明完全说成自觉的理性的产物或人类设计的产物，或者我们自以为完全有能力自觉地重建或维持我们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东西，我们就太不自量力了。我们的文明虽是个人知识积累的结果，然而获得这种结果，靠的并不是自觉地把所有这些知识集中在哪个人的头脑中，而是由于它包含着我们在并不理解的情况下使用的符号，包含着各种习惯和制度、工具和观念，这使社会中的人能够不断从一个知识整体中获益，但不管他是什么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这个知识整体。它大于任何个人的行为过程，恰恰是因为它产生于知识的组合，它的范围之广，是没有哪个单一头脑所能掌握的”。③所以，就人类社会已经处在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过程中来看，也许我们需要一场启蒙运动。正如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一场启蒙了工业社会的运动一样，我们也需要用一场启蒙运动去把人类带入后工业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