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21)11-0118-11 “贫困，就像美那样，多数存在于发现它的注视者眼中”①。阿玛蒂亚·森拟人化地勾勒出了贫困的相对性特征。然而，在传统相对贫困的内涵之上，近两年我国各大城市中涌现出一批被标签化为“月欠族”和“负翁”的青年群体：他们在“后台”空间内利用各种方式透支财富预算，来维系“前台”空间看似有闲阶层(leisure class)体验的享受型生活。这种因非正常消费导致的阶段性入不敷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相对贫困，它更多是人们对自我“收入能力有限—消费欲望无限”这一结构矛盾管控失序造成的即时性收支失衡。本文将从“隐形贫困”青年的构成特征、形塑原因、潜在危险等角度对该争议消费现象进行多方位解读。 一、“隐形贫困”的文本梳理与概念界定 “隐形贫困”早在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针对消费社会贫困人口的研究里便初窥端倪。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消费社会的穷人首要且最关键的社会定义是不完美或暗含缺陷——换句话说，所谓贫穷的消费者实际上就是条件准备不够充足的消费者”。②鲍曼认同体系中的“穷人”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在消费过程中综合资源表现出相对不足的人。让·鲍德里亚认为，当人们在寻常工作和无激情生活中越感到乏味或疲惫，就越愿意借助消费寻找心理慰藉。“消费毫无疑问成了那些想要改变阶级地位、生存状态、情绪感知的个人或群体的催化剂……但人们不停购物、旅游、娱乐却更像是将消费误视为一根救命稻草，这类‘固执的希望’注定是一场陷入贫穷的自我泅渡(Self Crossing)。”③安格斯·迪顿进一步剖释消费之于贫困发生的多维影响后指出，传统人均收入和支出的数据无法概括所有贫困类型的成因，个体贫困状态的精准测算要从三个层面度量：首先，所持资源集合网是否能覆盖日常消费实践的大多数角落；其次，个人资源应与家庭成员资源相统一，综合二者总体水平才能确定行动者开展各类消费后是否会落入贫困线标准之下；最后，资源主观错误分配而产生的穷困经历并不该被定义成“实在贫困(Indeed Poverty)”。④迪顿的理解中，打破资源消费平衡所制造的贫困本质上只是暂时性“假贫”，它难以真实映射出个(群)体长时性的生活境况。 “隐形贫困”现象在国内的学理分析肇始于2006年一篇名为《消除“隐形贫困”需要政策清晰》的时政评论。但该文主要研讨的是我国乡村地区农民低层次温饱背后掩盖的“贫困隐性化”问题。⑤其严格意义上与本文所思考的由非正义性消费催生的“伪贫”不通盘契合。“隐贫”真正被赋予时下流行含义是2018年在新浪微博上出现的一则调侃释义：“有些人看起来每天有吃有喝有玩，背地里生活却很潦倒。”⑥此微博发出便吸引了国内学界关注。敖成兵判断“隐形贫困”是青年阶层内部的亚文化，主要由年轻的新都市白领、自主创业者、工商业中级服务人员等组成。他们不属于纯正的低收入群体，却在休闲娱乐支出之后沦为青黄不接的“隐贫一族”。⑦高彦菁强调“隐贫”青年美好生活的背后是负债累累，信用卡等借贷工具使其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穷人”。他们是随我国消费社会程度加深而诞生的过度迷恋商品象征意义的独特群体。⑧杨雄则发现从“佛系”到“隐形贫困”这一网络话语机制的演进，深度反映出部分青年人的社会适应无力。超前消费来“刷存在感”的亚健康行为会给年轻一代臆造心理焦虑，乃至更严重的生活风险。⑨ 综上述之，笔者以为，“隐形贫困”青年是泛指那些处于浓烈消费社会氛围下，因自身消费欲望越级支配而导致阶段性综合资本赤字的群体成员。他们并非国家层面贫困术语体系所界定的一般贫民，而是为满足主体物质体验及精神需要进行不适宜花费后出现的时效性资源掣肘。 二、当代“隐形贫困”青年的现实构成特征 “隐贫”青年作为时代嬗变和社会转型的产物，要想精确了解其现状特质，应当结合理论研究和质性研究两种方法。本调查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的被访者具备三个限定条件：一是年龄在国家统计局官方界定的16-34周岁；二是身份背景、职业工种、教育程度、工资收入等个人属性持开放式态度，以突出资料异质性；三是考虑到中国城乡社会的二元现实及其附带在居民经济水平和消费反应上的客观堕距性，14位样本成员(名字已做技术化处理，编码F为女性，M为男性)覆盖城市、县城、乡村等社区(见表1)。调查使用半结构访谈方式收集录音资料，经过事后整理与誊写辅之理论概括，以期提炼出我国当代年轻人“隐贫”现象的内涵特点。 (一)年龄区间集中于“准成人期” 2019年6月，汇丰银行联合海尔金融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国内90后群体平均负债率高达1850％，人均负债12.79万元，占比消费贷款人群接近43.48％，以贷养贷用户更是已逾三成。这组数字直观展现出了我国消费主力的低龄化趋势。事实上，现代化力量多个维度的渗透，在革新国家、社会和市场间互动关系的同时，个人各生命周期内承担的行动意识、标准和模式也在与时更迭。这就在原本顺序分明的线性生命周期轨迹上衍生出了模糊性和错位性特质，且孕育一个介于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间的新生命阶段——“准成人期(Emerging Adulthood)”。对此杰弗里·阿奈特认为，“随着人们受教育年限扩长、结婚和生儿育女时间延迟、就业不稳定状态持续，极易催化出一种新生命周期，即‘成人初显期’。该时期的青年虽然生理内容上接近发育成熟，但社会和文化内容上仍不完全成熟，其认同具有探索性(Exploration)、波动性(Volatility)、自我聚焦(Self-Focus)和乐观主义(Optimism)”。⑩易言之，急遽变迁的社会中，个体成年身份及其配套权利义务的获取变成了必须与各发展性要素充分协商、权衡和角力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