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文创青年”与“去内卷化” 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双创”政策背景下，许多从事动漫插画、服饰设计、乐器演奏和手作工艺的青年，纷纷投身创业大潮中。他们最初涌现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并被各类媒体称为“文创青年”，比如《文创青年引领“峰”尚》《25岁文创青年如何打造出“反”互联网社群教育模式？》《浦东新区文创青年联谊会正式成立，浦东青年工作又添新品牌》，等等。近一两年，二三线城市也出现了不少本地或返乡的文创青年，如《广邀文创青年，2018宁波青年文创艺术节启动!》《宁德“文创青年”和他们的“文创集市”》《1+100青春行|文创青年走进黄鹤楼》《唐山市丰南区成立“文创青年汇”》等。 “文创青年”是指文化产业领域中独立或合伙从事文创产品创作和经营的青年创业者。他们从自己的兴趣、技能出发，以个人独立或团队合伙的方式创意、设计、制作和销售文创产品，并在工商部门注册文创品牌或工作室。除了少数是大学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文创青年大多从企事业单位辞职、离职或停薪留职，有的甚至转换了专业或行业。文创青年一方面不同于文化产业领域中的青年“上班族”，他们试图摆脱后者朝九晚五、科层化、分工单一的“内卷化”工作模式，进而追求自由、灵活的工作时间、地点，并在扁平化的自组织中主持、跟进创意、设计、制作、销售等各个环节；另一方面，他们不像一般创业青年以谋取财富或事业成功为人生目标而陷入高度竞争、发展停滞的“内卷化”，更关注于探索发展自身兴趣、潜能，从而在创业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愉悦感。因此，在当下青年普遍身处“内卷化”的困境中，文创青年已然开启自觉反省、摆脱“内卷化”的主体实践，这恰好契合黄宗智等学者所谓的“去内卷化”[1]。 “内卷化”的拉丁文词源为involutum，相对于“进化”(evolution)一词而言，有“卷绕或包卷”之意。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人类学者戈登威泽和格尔茨提出，前者认为一种文化模式发展到最终形态，如果无法稳定或转变，就只有在内部变得日益复杂化[2]，而后者则聚焦于“农业内卷化”，即在有限的资本、土地和相对稳定的技术条件下，“系统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3]。学者黄宗智在引介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的基础上，强调“内卷化”的高度竞争导致“没有发展的增长”、边际报酬递减等新内涵[4]。虽然关于“内卷化”的理论一直以来纷争不断，但国内“内卷化”现象已经从农业领域逐步延伸到经济、教育、职业、文化等诸多行业领域，并频频引发社会热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内卷化”向“去内卷化”的理论和实践的拓展，“对中国今天和未来的走向来说”，“去内卷化”的认识比“内卷化”更为重要[5]。其中，青年群体的“去内卷化”更是引发了学界的关注。比如最早有学者分析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去内卷化”的现状，即身份认同感低下，心理融合度差，文化融合虽未出现排斥、却难以融入，并提出通过政策落实、管理机制和社会支持等外在条件实现“去内卷化”[6]。进而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内卷化”趋势，有学者反思“去内卷化”的路径，即完善交往互动机制，丰富融入活动形式，培育融入文化氛围，以及搭建组织融入载体[7]。而对于快递小哥陷入职业“内卷化”的困境，有学者则建议分别采用制度、组织和技能再嵌入来摆脱职业风险[8]。近期在引导小镇青年突破“内卷化”中，有研究认为除了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层面的环境优化，还需要小镇青年在个体层面改变自我认知逻辑、正确认识自身价值、重构自我角色、不断提升自我能力[9]。同时，面对“内卷化”带来的新技术时代青年工作意义贫困，有学者发现“有些年轻人已经逃离了北上广，选择返乡，还有的年轻人选择社区创业，让生活和工作融为一体”，即“通过对生活的回归来超越工作的‘内卷’”[10]。 可见，青年群体的“去内卷化”研究主要涉及社会文化、政策制度和支持网络等外在、宏观的解决路径，而个体层面的内在、微观实践虽有所提及，但尚未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由此，本文选取青年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的视角，以文创青年为研究对象，尝试从主体、微观实践层面提出并回答“去内卷化”何以可能。具体而言，文创青年“去内卷化”的主体实践是如何开展的，这一实践过程生成了怎样的“去内卷化”逻辑体系，其间又蕴含着、建构着哪些青年文化。 二、研究方法：典型个案的质性研究 笔者于2018-2020年陆续走访西安、成都、重庆、广州、北京、上海、宁波、福州等一二线城市的文创园区、街区和市集。其中，西安近年来依凭“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价值的开发”，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且步入“转型升级的道路”[11]；不过在西安这种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地或返乡的文创青年更容易受到传统与现代、禁锢与创新、规则与自主的对抗、冲突的影响。由此，依据经验资料的易得性和典型性，本文选取西安地区的文创青年为研究个案。具体采用理论抽样，即“从资料收集开始引导分析，分析引出概念，概念提出问题，而问题则需要进一步收集资料”，并将“这一循环过程一直延续到研究达到饱和为止”[12]，最终获得了27位典型研究个案。与此同时，笔者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收集、分析典型个案的访谈记录、实物、照片、微信朋友圈和微博日记等资料，并对典型个案进行化名处理。典型个案情况见下页表1。
三、自主性兴趣探索：文创青年“去内卷化”的逻辑起点 文创青年谈及创业缘由、动机，并非以创业环境、政策等外在、客观条件为主要影响因素，而是更多地关注自身兴趣、爱好的驱动和发展，比如喜欢绘画、演奏、摄影或手作，等等。兴趣一般是指随意的消遣、偶发的激情或个人闲暇等，但文创青年并未停留于这一层面的兴趣，更倾向于以实践理性指导行为，并激发、达成内在的目的性[13]。那么，这种兴趣是如何生发的呢？其在文创青年“去内卷化”实践中有何意义和文化内涵？ (一)兴趣作为抗争：文创青年的自我选择 文创青年的兴趣探索首先面临来自家庭、学校或职场的重重阻碍。在家庭方面，这种阻碍主要表现为父辈文化、观念与子代兴趣的冲突。其中，来自社会底层家庭的文创青年，其父辈欠缺对文化、艺术方面的了解，以“无用”为理由直接反对子代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来自中产家庭的文创青年，其父辈却希望子代依循父辈观念、文化资本选择专业或职业，反对其以兴趣引导自我发展；此外还有一些受访者的父母处于不干涉的中间状态，但这大多是单亲、隔代养育等特殊结构的中低层家庭，对其探索、发展兴趣提供不了任何经济、情感的支持。在学校教育方面，有的文创青年不了解专业而选择错误，有的进入专业学习后完全不感兴趣，从而都陷入学习动力不足、成绩不好、前途迷茫的学业困境中，如策划创意婚礼的洪康“糊里糊涂进了数学系”，而做书坊运营的万昆“分到了一个自己既不了解、也不喜欢的学前教育专业”。在职场方面，文创青年要么曾在体制内单位固守于重复性工作岗位，一眼就能看到职业上升的天花板；要么曾在高度竞争的民营或私营企业煎熬于“996”的重压，自己的潜能、价值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