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对于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奠基性意义毋庸赘言，但解读的难点历来在于，如何在思想史的境域中准确把握马克思那些私密写作中留下的意蕴丰富的警句。从《提纲》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被恩格斯发表以来，它就被当成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直接对话，并由此形成了“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诞生路径。阿尔都塞所谓“认识论的断裂”更巩固了这一论断，无论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似乎都认可了费尔巴哈是马克思“取得自己的真实面目以前对照自己的最后一面镜子”①。然而，密集的文献学研究愈发表明，费尔巴哈并非是这份以他名字命名的文件中唯一的主角。与其说《提纲》关涉的是费尔巴哈，毋宁说是青年黑格尔派集体参与的“费尔巴哈批判”大论战。这场大论战的发动者和核心人物是施蒂纳，而费尔巴哈反倒沦为了背景。无论促使马克思写下《提纲》的具体缘由是什么，从思想史的视野看，在1845年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前夜，施蒂纳和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才是马克思需要超越的对象。 一、再论《提纲》的写作缘由 在《提纲》1888年第一次发表时，恩格斯介绍相关背景，并提供了四个重要信息：(1)他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发现其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无法表明他们怎样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2)他强调，在他们思想狂飙时期，费尔巴哈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3)他是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本(即《1844-1847年笔记》)中找到这11条提纲的，并说明“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4)他标明《提纲》写于“1845年春”。②恩格斯的交代无疑是理解《提纲》背景最权威的信息，但也留下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疑惑。 《提纲》是为准备《德意志意识形态》而作的笔记，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是要阐明他们“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并通过“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③如果我们可以认定《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一致的，那么当时代表“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和“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是谁？是费尔巴哈，还是给予费尔巴哈致命一击的施蒂纳？《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仅它的70％的主体篇幅是针对施蒂纳的《圣麦克斯》章，而且广为流传的、以费尔巴哈命名的第一章也不是讨论费尔巴哈的，而是通过检讨“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④来阐述他全新的历史观，其中专门提及费尔巴哈的段落只有两三处。马克思诚然写下“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⑤，但他最终删去了这个说明。全书涉及费尔巴哈的地方大多集中在以施蒂纳为主要对象的《莱比锡宗教会议》中，这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恩格斯宣称在他们思想狂飙时期费尔巴哈的影响是最大的，这一点经由梅林、普列汉诺夫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阐释和放大，使费尔巴哈成为马克思通往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和最后的一个环节。抛开卢卡奇、柯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质疑不说，恩格斯自己其实对这个所谓“狂飙”时期就做了限制，他只是强调了费尔巴哈的强烈影响“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⑥。因此，有必要追问，在马克思清算自己的黑格尔哲学信仰的时候，在他和德国哲学划清界限的时候，为什么缺少了对曾经“影响最大的”费尔巴哈的批判？这个问题可以转化到思想史的视域来追问：《神圣家族》后和《提纲》写作前的德国哲学界发生了什么？对这两个问题，一个共同的答案是：费尔巴哈此时已经被狠狠批判了。批判者自然是施蒂纳。 巴加图利亚和陶伯特两位文献学家对《提纲》的写作时间和写作缘由的争论，尽管仍无定论，但极大推进了《提纲》研究。本文无意也无力对争论细节作出评判，但试图从他们的争论中找出一些有启发性的共识。巴加图利亚根据笔记的墨水、笔记本中《提纲》位置前后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出行记录推断《提纲》写于1845年4月，通过逐条比对《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推断《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有着深刻联系，甚至可能就是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准备的草稿。巴加图利亚认为，恩格斯1845年4月5日来到布鲁塞尔是引发《提纲》起草的最可能的原因，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12月就已经有了反驳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意图，而与恩格斯的会面定下了写作后来细致反驳施蒂纳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图。因此，巴加图立利亚判断：“假定马克思正是由于这一意图才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是很自然的。”⑦根据巴加图利亚这个判断，反驳施蒂纳无疑是《提纲》的内在意图之一。在巴加图利亚的论证里，他强调了一点，费尔巴哈发表在《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2卷上的回击施蒂纳的论文《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不可能是写作《提纲》的诱因，因为“年表上的事实，以及把费尔巴哈的文章的内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它的批判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三者加以比较，就可说明这类的假定是不对的”⑧。年表上的事实，后来陶伯特作了澄清，而对三者加以比较这个学理上的细致工作，很遗憾，巴加图利亚没有做。 陶伯特认为，《提纲》写于1845年7月初，并论证《提纲》的目的在于回应当时对《神圣家族》发表的反响。她的结论是：“1845年3月到6月间同代人对《神圣家族》的批判，费尔巴哈发表于《维干德季刊》第2卷的文章，连同古·尤利乌斯对《神圣家族》的批判，以及1845年5月和6月发表的赫斯批判费尔巴哈的文章，可能都同引发马克思考虑起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因果关系。”⑨陶伯特说到的这几个因素都与施蒂纳关系密切。陶伯特认为赫斯及其《晚近的哲学家》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上研究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出发点”⑩。不过陶伯特这两个观点都有较大的错误：其一，《神圣家族》的风头在当时完全被《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盖过，一个显见的证据就是，构成“莱比锡宗教会议”的《维干德季刊》的第2期和第3期的论文都是围绕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展开的。其二，《晚近的哲学家》处理的主要对象不是费尔巴哈，全文分三节，只在第一节的一段中提到《未来哲学原理》，而且赫斯声明该文的目的是“想对施蒂纳进行全面而特别的阐述”(11)。陶伯特和巴加图利亚对《提纲》写作时间的核心分歧是马克思是否读到了《维干德季刊》第2期，其中要害当然就是费尔巴哈那篇回应施蒂纳的论文。以费尔巴哈当时在德国激进知识分子中的地位，他的回应可谓万众瞩目。这也从侧面再次表明，施蒂纳才是《提纲》写作时德国哲学界的风暴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