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竞争日益激烈的技术环境中，企业需要随着不断更新自身知识基础以确保技术优势。如何通过探索式创新高效地获取和吸收新知识，从而突破现有知识和技术轨迹约束，对于企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Lumpkin和Dess，1996）。大学作为知识产生的重要机构，被广泛认为是企业获得外部异质性知识并实现探索式创新的重要来源（Etzkowitz和Leydesdorff，2000）。然而，我国大学与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模式尚不成熟，产学合作创新的能力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明确影响产学合作的相关因素，建立合适的协作创新模式以提升探索式创新绩效并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 Laura和Helen（2009）指出，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知识的可靠性与适用性将逐渐降低。因此影响行为主体之间发生合作联系的可能性。在创新性要求较高的产业，对地理邻近的需求将更为明显（Bottazzi et al.，2001）。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阔，行政区域划分明显，科技创新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如何实现研发成果远距离转移是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需解决的核心问题（马荣康和李少敏，2019）。随着我国大力推动信息技术及基础设施的发展，企业与大学之间的远距离交流相较以往得到了很大改善。企业依靠大学获取探索式创新的情景中，究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值得进一步探讨。 高校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并不单独受地理距离的约束，还与高校与企业主体特有的属性相关，例如大学的声誉、组织、制度及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社会网络等（Boschma，2005；Hong和Su，2013）。以Boschma为代表的法国动力学派引入了邻近的多个维度，并认为这些邻近在促进交互式学习和创新方面能够代替地理邻近的部分作用（Kirat和Lung，1999）。关于非地理邻近的讨论为提高对产学合作的理解提供了有效的帮助，然而这些主张大多数未得到实证研究的验证。此外，现有文献对邻近性的讨论大多局限在单一维度对创新的影响作用，而不同维度的邻近性之间往往是相互联系的（李琳等，2013）。 基于此，本文旨在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如何沿着Boschma提出的各个维度（地理、组织、制度、认知和社会邻近）对邻近性进行测量？非地理邻近是否会代替地理距离对产学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作用？本文以数字经济代表产业——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专利转让数据作为探索式创新的衡量指标，以负二项回归方法研究多维邻近对企业与大学进行合作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从而系统性地揭示我国产学合作中面临的阻碍因素，为成功开展探索式创新活动提供相应指导与借鉴。 二、理论与假设 邻近性的概念起初由集群经济概念引申而来，Marshall在研究集聚经济与生产园区的发展模式时，发现地理集群可以为企业的合作与发展带来优势，即地理邻近性的影响（Marshal和Marshall，1920）。探索式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强调企业立足当地商业生态环境获取外部有效的知识（Benner和Tushman，2003）。地理邻近能够降低合作主体间的信息获取成本，并且通过面对面接触有助于隐性知识的传播共享，因而加强了合作创新的可行性（Marrocu et al.，2013）。随着邻近性受到区域经济和产业创新等领域的重视和延伸讨论，其概念远远超出了地理邻近的范畴，出现了组织邻近、技术邻近、文化邻近等多种划分维度（Shaw和Gilly，2000）。基于研究目的的不同，学术界对非空间邻近性各维度的定义存在重复与矛盾，而Boschma（2005）将邻近性明确地将划分为5个维度，建立了一个界定相对清晰与规范的概念框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具体包括：①地理邻近，即主体之间的物理距离；②组织邻近，即同一群体或组织内的关系；③制度邻近，即促进集体行动的一套法律、规则和惯例；④认知邻近，即与原始知识有关的同质认知基础；⑤社会邻近，即社交网络关系。本文将在Boschma对多维度邻近定义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 （一）地理邻近对产学合作探索式创新的影响 鉴于大学知识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重要性，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是否仅局限于当地是目前学术界与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Walke和Storper，1989）。实际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知识是隐性的，需要通过面对面互动才能有效转移（Shaw和Gilly，2000）。Audretsch和Feldman（1996）指出，传播隐性知识的成本将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地理距离阻碍了知识和技术的流动，甚至在同一个组织内也降低了沟通效率（Tomlin，1981）。此外，由于企业更希望获取能够直接带来高额利润的技术产品，高校则致力于前沿技术的研发，并不注重最终的市场化结果，企业与高校之间价值追求的差异成为开展合作探索式创新的主要障碍（张俊珍等，2008）。地理邻近有助于面对面交流和对话的开展，从而通过频繁的通信加快知识流动，以弱化双方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影响（Drivas和Economidou，2015）。Jaffe和Trajtenberg（1996）将专利引用视为知识流动的途径，进一步证实了知识溢出呈现局部性特征，尤其在早期知识被创造的阶段更为显著。Hicks et al.（2001）发现公司专利引用了更多本区域内发表的学术论文，也表明出版物作为从学术界向行业转移知识的渠道受到地域限制。国内学者利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等行业的专利数据也证实了地理邻近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杨博旭等，2019；刘凤朝和楠丁，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