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社會”及其文明論域

作 者:

作者简介:
鄒詩鵬,1986年畢業於湖北民族學院中醫專業並行醫四年,1993年、1999年在吉林大學分別獲得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2001年從武漢大學哲學系博士後流動站出站,2002年被聘爲教授,2015年被教育部遴選爲“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先後任教於東北師範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曾任哲學系主任)、復旦大學,現爲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暨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從事哲學基礎理論、現代性社會與文化理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生存論研究》《實踐—生存論》《虛無主義研究》《激進政治的興起》《從啓蒙到唯物史觀》等。

原文出处:
南国学术

内容提要:

長期以來,人類社會一直以特有的方式容納和應對“病毒”,但並沒有將其表述爲社會事實。晚近以來,由病毒引致的傳染病的频繁流行及其非常態的社會運行狀況,使得“病毒社會”的特徵愈益明顯。因此,有必要將“病毒”與籠統的“瘟疫”區分開來,對“病毒社會”展開相應的反常社會分析,觀察其停滞型的社會樣態及其價值世界、交往規範、倫理類型的變化,以拓展其文明論域。與“瘟疫社會”“疫災社會”“疫毒社會”以及“細菌社會”“寄生蟲社會”等概念或命名相比,“病毒社會”概念更宜於揭示人毒共在的自然社會狀態並理解病毒肆虐時社會交往關係的“隔”。“人毒共在”,意味着在承認病毒存在的前提下,如何實現人與病毒的有效分隔,並承認群體免疫的一定的合理性,直到相應的疫苗開發出來爲止。病毒雖是人類的敵人,但在自然狀態的意義上,却又是長期與人類相生相伴的微生物,就是人類社會的一員。相對於病毒侵入型的社會世界,更應該接受病毒融入型的社會世界,在不至於導致人際區隔進而轉變爲精神心理區隔的情況下,“隔”是人類應對病毒社會的基本交往與存在方式。迄今爲止,還沒有出版一部真正基於病毒社會或瘟疫社會的文明史。確立“病毒社會”概念,有益於吸納非進步主義價值觀,反思並調整“進步強制”的現代性應對病毒機制。非進步主義價值觀針對的是單一的“進步主義”,而非進步本身;應對病毒社會方式的調整,往往意味着一種新的發展與繁榮。“病毒社會”要求形成病毒存在的倫理(學),從而理解病毒肆虐時爲何要強調個體的自我保全並實現社會團結,從而規範政府責任,也不至於徑直將因防控病毒而實施的緊急狀態看成是“例外狀態”。病毒存在的倫理還要求,實現與既有倫理規範的統一,特別是處理好病毒存在的倫理與發展倫理的關係。病毒存在的倫理,有益於規避功利主義,並形成一種謙卑與辭讓的交往方式,這本來就是人類在應對“新冠病毒”及其他未知病毒時應該達到的文明建設意義。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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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人類社會一直在以特有的方式容納和應對“病毒”,但是,這一現象在學術層面並沒有被表述爲社會事實,也未能納入社會理解與解釋傳統之中,整個文明史的敍述是排斥病毒以及瘟疫的。晚近以來,人類社會頻繁暴發以病毒性傳染病爲代表的各類流行性傳染病,“病毒社會”的特徵愈益明顯,因此,有必要將“病毒”與籠統的“瘟疫”區分開來。2020年,暴發於全球並可能持續相當長時間而且正在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新冠病毒”事件,顯示出人類社會正在從一個迴避或無視病毒的高度現代性社會,轉向能夠應對病毒肆虐的“病毒社會”時代。基於這一狀況,本文特提出“病毒社會”概念,不衹是意在展開一種反常社會的分析,特別是分析某種停滯型的社會樣態以及非進步主義價值觀,而且還意在通過將病毒嵌入常態社會結構,從而展開相應的交往規範及其倫理思考。

       一 “病毒社會”概念的界說

       所謂“病毒社會”,乃是現代性社會理論意義的概念。在“現代性”語境下,國內外理論界已經提出了“風險社會”“流動社會”“災難資本主義”等概念;而“病毒社會”概念的提出,無意與上述概念分庭抗禮,但它又有特有的論域和內涵。例如,就“病毒”對現代性社會結構的劇烈改變及其應有的底綫治理要求而言,“病毒社會”看上去從屬於“風險社會”,但與風險社會典型的現代性分析理路相比,它特別強調對傳統社會理解的更新,希望將一定的公共衛生觀念上升爲一般的社會安全、治理與價值觀念,並在現代性社會的病理學分析中引入染毒與健康的雙重視角。又如,與“流動社會”概念相區別的是,“病毒社會”要強調的恰恰是反流動性——“隔”對現代社會生活的強制性干預;儘管有理由將隔離與交流看成是“病毒社會”的一大基本矛盾,但它並不因此一定要成爲與“流動社會”並置的概念。它也並非依附於其他種種現代性社會概念,而首先還是指某種反常現代性社會類型。

       現代性社會總是呈現種種徵候,因而可以名之爲不同徵候的社會世界,“病毒社會”也屬此列。鑒於傳統醫學以及傳統社會並沒有給予“瘟疫”一種社會角色,現代醫學主要還是在殺毒意義上定義“病毒”的,因而將病毒排斥於社會之外。但晚近以來,免疫學並沒有拓展出應有的對病毒社會的理解,因此,有必要將病毒的理解纳入現代性視域。而且,鑒於病毒對現代社會經常性和劇烈的介入及侵蝕,在現代的主流性的社會世界概念中,有必要增加“病毒社會”這樣一個邊緣性、反常性概念,進而將其納入常規性的社會世界並展開分析。當然,提出“病毒社會”概念,實際上意味着吸納現代性病理學,更新對傳統社會的理解,進而啓動傳統資源。

       既然使用“病毒”這一術語,那就有必要對其作一個相應的說明。根據病原體的不同,可以將傳染病區分爲病毒性、細菌性、寄生蟲性三類。一些細菌性傳染病(如鼠疫、炭疽)就其烈性傳染性而言並不比病毒差,一些寄生蟲性傳染病也有很高的傳染性,但總體而言,它們已屬可認知及有效防治範圍;而病毒性傳染病尤其是“新冠病毒”這類新型病毒性傳染病的威脅性更大,人們更容易“談病毒而色變”。就語義而言,與細菌、寄生蟲比較,病毒的疫災性更強,稱爲“病毒社會”而不是“細菌社會”,能夠體現出人對疫毒的排斥以及病毒與人的共在性,能夠更形象地反映瘟疫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威脅;即使前述那些烈性細菌傳染病的社會形式,也可從“病毒社會”這一概念展開。當然,也有教科書在對傳染病分類時,將導致傳染病的病原蟲看成是寄生物,認爲其中的病毒、細菌是微寄生物,但這種分析模式弱化了“病毒”這一微生物的特異性,因而若以“寄生物”“微寄生物”來進行社會樣態的描述,顯得頗不恰當,均不如“病毒”概念典型而形象。

       由於“病毒”乃是對不同病原體傳染病的總稱,因此,不必糾結於是病毒性、細菌性還是寄生蟲性,病毒就是病毒。戴蒙德(Jared M.Diamond)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著作中稱其爲病菌,沒有將傳染性的病毒與細菌分開,似乎從總體上反映了病毒的特徵,但當時醫學界對病毒的特異性並無認知;換句話說,病毒是混於細菌中的,病菌指的就是細菌而並非病毒。巴里(John M.Barry)的《大流感:歷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詩》一書,將所有流行性傳染病都稱爲“流感”,實際上是一種總稱與特稱,且“流感”多爲已認知並可防治的傳染病,與不確定且防治乏方的病毒是有很大區別的。如今稱之爲“病毒”的東西,顯示出較其他傳染病概念的顯著差別。尤其是置於“新冠病毒”背景下,還是命名爲“病毒社會”比較適宜。其實,那些烈性細菌傳染病主導的社會形式,也很有必要從“病毒社會”概念展開分析,其對社會世界的改變與病毒大體上是相同的。

       此外,定義爲“病毒社會”,還意在揭示那些尚未被人類清晰認知並有效抗擊的病毒何以尚未獲得相應的社會理解。就病毒性傳染病而言,它也分成不同的類別,諸如天花、艾滋、傷寒、薩斯、禽流感、肝炎以及流行性病毒性疾病等等。這些流行性病毒性感冒,有的已經得到控制或消滅,有的時而流行,有的則已轉變爲普通的流行性疾病並且毒性日益衰減,有的則是新出現並且給人類造成極大傷害的病毒(“新冠病毒”即是如此)。人類社會實際上以特有的方式容納和應對了病毒,但卻沒有將它們表述爲社會事實。而新的重大病毒性傳染病的來臨,則又突然使得人類如臨大敵,在不得不將之與別的病毒區分的同時,更是難以賦予其以社會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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