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就业”:青年初职获得时间及教育的影响

作者简介:
宋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人口发展与社会政策、婚姻家庭与社会性别; 胡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统计学; 朱斌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

原文出处:
青年探索

内容提要: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结合青年初职获得时间,对“慢就业”现象及教育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将“慢就业”和“尼特族”视为青年完成最高学历教育后的分化表现。研究发现:在完成最高学历教育的青年中,“慢就业”者所占比例为27.47%,从未就业的“尼特族”比例为6.42%,目前无业的“尼特族”比例为14.93%。平均稳定初职获得时间为2.63年(标准差3.65年)。教育对青年初职获得时间具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不仅更快获得稳定初职,初职获得时间的同教育层次群体内差异也更小。完成了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青年的初职获得平均时间分别为3.99年(标准差4.30年)、2.25年(标准差3.01年)和1.04年(标准差2.04年)。近年来出现的“慢就业”现象更可能是不断增加的高等教育获得者对较低层次教育获得者的职场挤出结果。要更充分理解青年的“慢就业”现象,应将视野扩展为不同学历层次教育青年,而不只是聚焦于高校毕业生群体。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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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1)06-0025-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21.06.003

       近年来出现的青年毕业后暂不就业的“慢就业”现象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针对大学毕业生“慢就业”现象展开讨论。就业是青年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途径,是劳动力市场检验学校教育成果和所培养人才综合素质的核心指标,青年顺利就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2020年的9.9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9年首次超过50%,2020年达到54.4%。在此背景下,青年“慢就业”与其受教育程度是否有关联?大学毕业生更容易“慢就业”吗?本文将就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一、青年“慢就业”的界定与分歧

       国内对青年“慢就业”现象的讨论始于2015年①。近些年研究逐渐深入,但仍存在很多分歧,主要体现在对“慢就业”概念的界定和对这一现象的评价方面。

       对“慢就业”概念界定的分歧聚焦于青年最终是否就业。多数学者关注青年毕业后未就业的现状,认为“慢就业”类似于国外的“间隔年”或是“尼特族”现象,指毕业生以游历游学、继续深造、反复备考、尝试创业、等待就业等各种方式暂时不就业的情况[1-2];也有学者认为“慢就业”不等于“懒就业”或“不就业”,是指截至高校毕业当年的8月底前未实现完全、稳定就业的行为,就业缓冲期一般为半年到两年左右[3]。

       对“慢就业”现象存在否定和包容两种评价。否定评价认为,就业不积极是青年不适应社会的体现,由于能力水平限制、职业规划迟缓、求职期望过高、家长保护过度等,青年对职场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甚至害怕、逃避就业竞争。包容评价认为,青年暂时不就业可能是其暂时还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因而处于等待期,也可能是青年提升自我能力,以备进入下一轮教育市场或者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期,反映出青年对更高质量就业的期待。“慢就业”由此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类型,积极“慢就业”者对就业质量要求高,通过继续学习以便增加个人就业优势,或者考察就业市场以便精准选择就业类型;而消极“慢就业”者就业观不正确、心理素质差,或者缺少就业信息和职业素养[1,4-6]。

       与“慢就业”相关的概念涉及“间隔年”“尼特族”“啃老族”等。其中“间隔年”(Gap Year)是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一种制度,通常是指高中毕业生在进入大学之前,通过旅行、游历、做志愿者或社区服务等方式丰富人生阅历、暂时推迟正规教育的一段过渡时期,也可泛指生活中发生重大事件后的任何类型的休假[7]。“尼特族”(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简称NEET)指既未就业也未接受教育或进修的年轻人。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最初出现时,主要针对既不学习也不工作的辍学青少年,在年龄段上后来拓展为包括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由于这些人既没有通过教育或培训的投资以提升未来就业的技能,也没有通过就业获得经验,被认为容易遭遇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排斥的风险[8-9]。“啃老族”是中国本土概念,指具有正常劳动或者谋生能力,但要靠父母经济救济的年轻人[10]。上述概念在“慢就业”既有研究中交错出现,有时互相替代。

       从既有文献来看,迄今国内对“慢就业”的研究多关注大学生或高校毕业生群体,基本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着眼于从政府、市场、学校、家庭、个人等方面分析原因和提出对策,在概念界定上还存在分歧,实证研究较为缺乏。

       二、青年初职获得及教育的影响

       青年是在教育和就业之间可进行相对自由选择的特殊人群,其初职获得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初职获得与西方文献中常用的“从学校向工作转换”(STWT,School-to-Work Transition)具有相似意涵,标志着个体职业生涯的开端,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国外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初职获得被视为青年正式结束“初显成人期”(Emerging Adulthood),开始步入完整意义的成人期的标志。“初显成人期”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阿奈特(Arnett,J.J)于2000年首次提出,指18~25岁或18~29岁青年在成年后仍处于探索和不稳定的特殊时期,是青年从生理人走向社会人的过渡时期,有学者也将这一阶段称为“准成人期”[11]。在这一时期,青年无论是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地域或者行业就业,还是选择继续深造或等待机会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延长了初职获得的时间。研究发现,教育是青年“初显成人期”职业资本获得的最有效和最快捷的途径[12]。初职地位获得被视为青年社会分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一般认为,教育成就越高,职业地位就越高,二者的关联性在初职获得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教育始终对初职地位的获得起着最主要作用[13],教育水平对青年初职地位获得的影响呈单调上升趋势[14]。对高校毕业生而言,从学校向工作的成功转换不仅指获得工作,还应该着眼于其职业生涯的长期发展,可通过工作—教育匹配和就业满意度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在校期间的学校职业生涯指导有助于促进大学毕业生从学校向工作的顺利转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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