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消逝:一场成人的自我哀叹

作 者:

作者简介:
石建伟,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曹倩,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务员

原文出处:
少年儿童研究

内容提要:

儿童与技术的互动生成不同时代的童年样态。印刷媒介制造的信息等级制度拉开儿童与成人的文化距离,塑造了理想的童年范型。但电子媒介的娱乐化倾向导致的儿童与成人趋同化、信息无序化以及羞耻心丧失,使持有本质主义儿童观的成人陷入童年消逝的惋惜之中。社会建构论提醒我们,儿童在数字媒介时代重构了新的童年样态,具体表现为他们拥有与成人同样的数字身份,信息的多元化丰富了他们的社会化途径,形成追求独异性的儿童屏幕文化。童年消逝只是成人的一种怀旧式想象,儿童才是童年的建构者。对于当下幼儿教育中的儿童本位,我们需要反省其中的成人姿态,立足儿童的社会背景,遵循儿童本位。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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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消逝了”的说法带有一些本质主义的立场。它是成人的主观感受,或者是成人基于自己童年回忆的怀旧式想象。这种立场与视角似乎有不负责任之疑:它所持有的静止、孤立的眼光,让我们认为儿童该有儿童的样子,但是也让我们忽略了儿童所处的时代与儿童的能力。成人不能容忍儿童的形象与行为的越轨,并单方面责怪儿童,痛斥当下儿童的千万种不该。当成人哀叹童年消逝时,表面上看是怀念纯真、无忧的童年,实际上是叹息技术时代人文情怀的整体衰落。然而,面对这种技术文化的后果,成人难辞其咎。与一味地抱怨相比,成人更需要理解当下的儿童。

       童年并非一成不变,儿童在与技术互动中逐渐塑造自己的童年。媒介环境学为我们理解儿童提供技术与文化整合的视角。“童年的消逝”正是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基于不同媒介文化而做出的判断,其立论基础是媒介具有偏向性(bias)。从口语文化到印刷文化再到电子媒介文化,童年的概念从无到有再到“消逝”,媒介的物理特征与符号编码方式促成各种心理或感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结果[1]。不同媒介环境中的儿童状态各异。本文将持存在主义的立场,主张儿童的本质存在于儿童本身与其生存环境的持续互动和生长之中[2],并沿着波兹曼的思路感受成人对于童年消逝的惋惜,继而探讨数字媒介时代的童年图景。

       一、信息等级制度:成人设计的童年环境

       童年与成年作为人生的连续体,二者无法被割裂为两种完全独立的状态。无论我们如何强调童年的独立价值,都不能否认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生物关联,即儿童必将成长为成人。虽然生命的幼稚期与成熟期有生理上的区别,但这不是区分儿童与成人的关键因素。真正区分二者的是我们附着于生物性之上的文化意义,就像波兹曼从媒介文化角度对童年的分析给我们的启示那样:儿童与成人是一对关系性存在,“知识差距”是童年存在的重要前提。

       1.理性的成人是儿童的成长方向

       童年概念的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印刷媒介的出现。印刷术创造了向书本学习的新形式,与此同时,成年不再是人类自然生长可以到达的状态,而是需要通过努力获得的“文化人”。文字是一种用来传达语音的媒介技术,掌握这种技术需要特殊的训练。正如文字发明初期所产生的“匠人文化”一样,专门从事抄写工作的人员是经过专业书写训练的人。除了掌握基本的书写工具与技术之外,书写还有相应的智力和自我控制能力要求。儿童需要通过系统的教育才能获得这种能力。也可以说,具备书写能力是一种身份与特权的象征。沃尔特·翁(Walter J.Ong)把学会汉字书写系统称为“精英主义”也表明了掌握文字所要付出的努力。文字的普及使从童年步入成年变成一种社会身份的获得和新形象的塑造。

       文字开启了人类意识的新世界,突出了理性的价值。口语文化的传播需要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它依赖于人的听觉感知。而印刷文化的沟通则通过文字进行,视觉成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感官。书面文字的特定逻辑产生了新的思维方式。识文断字的人的思维过程并不是在自然力量里诞生的,而是直接或间接地由文字这种技术力量构建的[3]。书面语言是客观的,脱离了会话情境。阅读者需要在视觉中重构这种情境,才能达成意义的理解。而且言语转化为文字,需要有特殊的书写逻辑与句法结构。比如,文字的排版讲究从左往右、从上到下、前后相接的顺序,段落之间需要相互关联才能形成整体思想,等等。从表情达意的层面上看,文字的精确性比图像更好,更具客观性。我们把这种客观、秩序、逻辑等都纳入理性的范畴,当作成人的标志之一。印刷技术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通过文字来进行,不识字的儿童只能暂且被隔离在被保护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刷建造了一个能在成年人中间进行传播而又不会被儿童偷听到的“地方”[4]。儿童只有长大成人,才具备窥探这些秘密的能力。

       2.“知识差距”与学校的发明共同维护童年的存在

       “知识差距”将儿童塑造为欠缺理性、需要保护的形象。成人的秘密被非自然的符号锁定在书本里。儿童需要经过正规训练才能破解符号的意义。学校便成为儿童接受训练并成长的重要场所。“凡是有学校的地方,童年的概念就能迅速发展。”[5]在学校中,儿童的重要任务就是学习读写。接受教育让儿童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儿童不再被看作成人的缩影,而是“未发展成形的成人”。学校知识和技能体系的设计似乎构成了儿童发展的定义与结构。虽然卢梭的“自然儿童观”认为知识是对儿童的束缚,但在现代社会中,知识的效用又促使儿童不得不投入学习。正是这样一套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的知识与观念分离了儿童与成人[6]。不同的儿童观都曾论证了理想的儿童成长方式,弗洛伊德和杜威澄清童年概念的基本范例:儿童作为小男生或小女生的自我和个性必须在成人的控制之下通过培养加以保存;同时,人们应理解儿童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扼杀诸如天真可爱、好奇、充满活力等特点,儿童可能有失去成熟的成年的危险[7]。

       儿童与成人的知识的差距还包括对成人的私密话题的认知。学校教育使童年从自然状态成为一种文化状态。童年概念的形成使儿童的服装、生理特征、游戏、语言、名字等都被成人所重视。除了智力上的要求之外,儿童还要有一定的自控力方可进行学习。这种自控力也反映在性道德和性行为上。印刷文化要求以头脑控制身体,羞耻心正是实现这种控制的途径。但“书本和书本学习的世界几乎算不上我们超越动物本能的胜利;一个识字社会的要求使一种精雕细琢的羞耻感变得非常必要”[8]。印刷文化与学校教育把暴力、战争、政治冲突等混乱以及成人的污言秽语排除出儿童的世界,使儿童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保存其天真与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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